事业单位将回归公共服务 改革牵动三千万人利益

　　一场牵动三千万事业人利益的改革大戏，上演多年后，仍处于前奏与调整阶段。

　　在改革的胶着状态下，梳理多年的改革进程和追寻当前的动向，可以理出的讯息是：事业单位的改革方向，日益回归“公共服务”的本色；而正是为了更有效的回归，其政策的推出才如此慎重。一旦时机成熟，便可推出。

　　事业单位改革不仅要“破”其既有弊端，更要“立”其公共服务本职

　　据《瞭望》新闻周刊了解，由中编办、人事部等诸部门协作推进的事业单位改革整体战略仍在征求意见中，而某些单项，如其中的人事制度，则已有比较明确的思路，进入了法制化阶段。更为切近的是，有关部门在日前要求相关的事业单位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速。

　　有待于回归公共服务属性

　　无论是称谓，还是性质，“事业单位”都是中国特有的产物。一些参加国际研讨会的专家常常为其译名而备感为难。

　　事业单位所涉极广。截至2005年底，全国事业单位总计125万个，涉及教科文卫、农林水、广播电视、新闻出版等多个领域，工作人员超过3035万人。

　　“事业单位”形成于计划经济时期，在1998年颁布实施的《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中，它被定义为“国家为了社会公益目的”设立的“社会服务组织”，“由国家机关举办或者其他组织利用国有资产举办”。专家们也就据此而将其译为“PublicServiceUnit”(公共服务机构)。

　　事实上，“公共服务机构”这个概念还不能容纳现在所有的事业单位，只是代表了设立的初衷。从实际运行看，事业单位大致有行政执法类、公共服务类、生产经营类。

　　如果按照公共服务的定位看，从事行政执法和经营服务俱是“站错了队”。事业单位与党政机关、国有企业的实际边界并不如法规上说的那么明确。“政事不分”、“事企不分”带来的管理混乱屡遭诟病。

　　一位学者比喻说，一些政府附属的事业单位就是“二政府”，自居企业和社会之上，脾气比一些政府部门还大。而另一些事业单位实际已成为以盈利为目的的机构，与“社会公益”的目的渐行渐远。

　　事业单位要改什么？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李盛霖曾把事业单位的“毛病”概括为：机构臃肿，效率低下，已经难以适应目前中国市场经济的需要，严重制约了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

　　不过，事业单位的主体还是那些典型的公共服务行业。据统计，教育、卫生和农技服务从业人员三项相加，占到事业单位人员的3/4，其中教育系统人员即达到一半左右。

　　而在全社会对公共服务要求提高的今天，这些单位的提供的服务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如近年来人民群众最不满意的行业榜单中，教育系统和医疗卫生系统位居前列。

　　资源来源影响基本属性

　　过去二十多年的事业单位改革，始终围绕财政来源而扩张、缩减。在财政补助(全额或差额)和经费自理的原则性区分下，单位内部的创收则往往与拨款混同一块。而“公共服务”这个基本属性的确定，也随着财源的不同而摇摆，并引起社会的不同观感。

　　事业单位长期消耗约三分之一的国家预算开支。据多项统计研究，这些资源被越来越多地用于三千万人员自身。

　　在上世纪80年代，科技、卫生等行业展开的事业单位改革中，扩大自主权成为核心内容之一，其中包括收益权与分配权。这一趋势的另一面便是财政预算的削减。

　　上世纪90年代关于事业单位改革的三个重要文件中(1993年中共中央印发的《关于党政机构改革的方案》和《关于党政机构改革方案的实施意见》，1996年中办、国办印发的《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事业单位改革若干问题的意见》)，“政事分开”的原则直接针对“政事不分”的弊端，但对日后越来越严重的“事企不分”则尚未过多防范。

　　这一时期的改革背景乃是中共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路线后，事业单位也开始探索与之相适应的新的管理体制。

　　综合多年的历程，有研究者指出，过去事业单位改革的方向，是越来越不像政府机关、越来越像企业，也就是所谓“推向市场”。

　　由于事业单位的事权在各级政府，在各种形式的“包干责任制”下，政府往往只按事先确定的数额给予定额拨款(以“人头费”为主)，事业单位的节余或赤字全由自己解决。

　　当年为了更好地创收，学校、医院等事业单位便向企业和向企业转制的事业单位看齐，屡试不爽的做法就是各种名目的“创收”。在疲软的预算制度下，这类“创收”所得基本都由内部“消化”。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葛延风认为，一些主要提供社会公益性服务的事业单位已经过度“市场化”，“放权过度、约束不足”。

　　而实质上，这样的“市场化”是一种“伪市场化”，是在资源垄断情况下的“市场化”，其主要内容，是资源的供给者由“国家”日益转向“社会”，并在这个过程中，越来越多地偏离了“公共服务”这个基本属性，因之引起种种异议。

　　事业单位“分类”归位

　　近几年来，在构建服务型政府尤其是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国家在教育、医疗等行业的诸多“矫正”之举说明，事业单位“伪市场化”方向并不被认可。事业单位改革越来越回到它的本位：公共服务。

　　国家发改委综合体制改革司司长范恒山曾提出，应把事业单位重新定义为介于政府和企业之间的、进行社会服务和公益性服务的组织，它们的基本特征是“非政府(也非二政府)、非企业(也非准企业)、非营利(也非变相营利)”。他建议事业单位应在“公共事务、公益性服务、社会互助和慈善援助”等领域内运作。

　　事实上，在分行业、分地方进行的同时，事业单位改革一开始就特别强调分类。如在上述上世纪90年代的三个重要文件中，都有分类指导。尽管不同时期、不同地方的分类有所区别，但有一个共同的核心概念是“公益性”。

　　去年年中，中编办制定的《关于事业单位分类及相关改革的试点方案》(征求意见稿)中提出，根据现有事业单位的社会功能，将其划分为承担行政职能的、从事公益服务的和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三个大类。这一分类与浙江、深圳等地的实际做法差不多。

　　分类只是第一步，接下来便是以此定去留，承担行政职能的回归行政序列，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转为企业。而剩下的事业单位则只有一种：即从事公益服务。

　　《关于事业单位分类及相关改革的试点方案》(征求意见稿)还将从事公益服务的事业单位，则再划分为三个类别：不能或不宜由市场配置资源的，所需经费由同级财政予以保障，不得开展经营活动，不得收取服务费用；可部分实现由市场配置资源的，所需经费由财政按照不同方式给予不同程度的投入，鼓励社会力量投入；可实现由市场配置资源的，实行经费自理，财政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给予相应的经费补助，具备条件的，应逐步转为企业，今后这类单位主要由社会力量举办。 还有研究者认为，面向政府机关进行辅助性工作的事业单位与面向公众的事业单位尚不一样，应区别对待，分设直属事业单位和独立事业单位。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认为，事业单位重回公共服务本职，意味着事业单位改革重点不是裁减人员，而是进行内部管理改革和对事业单位有效监督及绩效评价体系的改革，提高服务效率，而其间的政府职责则是通过二次分配和政府财政投入的导向，使社会上大多数人特别是社会困难群众能够享受到社会发展所带来的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