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千万”手里的官帽都卖给了谁

　　(资料图:崔保红“生财有道”，卖官明码标价 郭晓力/绘)山西省和顺县原县长崔保红，曾经是一位被许多干部评价为“口才好能力高”的县长，在众人眼里他的前途不可限量。然而，就是这位县长，先后贪污、挪用、受贿金额近千万元。2006年12月18日，崔保红因涉嫌受贿、挪用公款、贪污罪，站在了法庭的被告席上。（见2月9日《齐鲁晚报》）

　　一位靠财政供养的县处级干部，任期5年，身价千万，让我们又一次有幸看到了“三年清知府，十万白花银”的现实版。而“崔千万”的“生财之道”与其他腐败分子如出一辙：明码标价卖官。在当地，崔保红卖官的底价是公开的秘密，少到三五千，多到上十万，来者不拒，在他涉案的近千万赃款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来自于这方面的进项。

　　一边是“崔千万”将官场当商场在经营，另一边是部分人对官帽趋之若鹭，把“崔千万”当老板在伺候，这也反衬出，一些地方在干部人事制度上缺乏规范透明的管理和监督，致使官场成了商场，正常的人事安排，干部调动，都演变成为赤裸裸的权钱交易。有些人不但看准了，当今官场中确实存在一种畸形的需求，官帽早已成了某些人心照不宣的“商品”，也更拿准了，只要自己手中握有一定的权力，捏着几顶官帽，就不愁找不到买家，不愁没有人送钱上门。

　　那么，“崔千万”手里的官帽都卖给了谁？这些人在“崔千万”这棵大树倒下之后有没有作“猢狲散”？是否会被“牵扯”进来，从而受到有关方面的追究，或承担相应的纪律、法律责任？

　　之所以要提出这样的质疑，是基于这样一个基本事实：不难想见，既然在一部分人看来，官帽只不过是可以用金钱换来的“商品”，那么，那些拿金钱敲开了官场擢升之门的人，当他们通过“崔千万”这条终南捷径如愿以偿地登上更高一级权力宝座后，也就可想而知，他们首先想到的决不可能是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而是要以商人的眼光去看待手中的权力，只对自己曾经的巨额“投资”负责，将权力当成寻租的资本，不仅要千方百计地尽快收回“成本”，还要不断追逐利润的最大化，不失时机、不择手段地连本带利全捞回来，而一旦日后“资本”雄厚了，条件成熟了，也必然要选择新的“投资”项目，将自己的仕途生意做大做强，一个个又会沦为“崔千万”第二，成为张千万，李千万，王千万。其结果也必然要导致当地藏污纳垢，政治生态乌烟瘴气，官员腐化堕落，官场败相丛生。

　　正因为如此，当“崔千万”已经站到了被告席上后，我们需要看到的不仅仅是这只“死老虎”，还应该看到此案背后的那些“活老虎”。究竟是哪些人从“崔千万”手里买走了官帽，这个问题更应该引起有关方面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