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地》：大地和心灵的结盟

　　视野

　　文/谢有顺

　　一个地方的地气，必然会滋养一个地方的写作。或许，正是因着这种滋养，使得广东的诗歌写作，有着比别的地方更精细的经验刻度，以及更诚实的心灵。我对地域与写作之间的关系，一直存着浓厚的兴趣。现在，有一本诗集，就叫《出生地》，收录的诗人，都是来自广东本地土生土长的，把他们独立出来观察，把写作当作出生地对他们的馈赠，这是出版创意，也是一个意味深长的话题。《出生地》原是黄礼孩的一首诗名，他在诗中说，“一个人活不下去/就回到出生地打点生命”。那么，一个诗人写的诗歌如果抽象而毫无活力，是否也需要“回到出生地打点生命”？这显然是一句警语。我很高兴读到这些朋友们的诗歌，亲切、自然，既有俗世的欢乐，又有沉思的面貌。其实，世宾、黄金明、羽微微、燕窝、赵红尘、巫国明、温志峰、唐不遇、陈陟云、张慧谋、陈计会、刘汉通、青蛇、游子衿、粥样、浪子、黄礼孩等人的诗，于我并不陌生，只是，如今以“出生地”为名，把他们集中在一起，读起来感觉大有不同。他们作为个人，声音是温和的、清晰的，一旦联合成为一个整体，我突然发现，这个声音已经变得无比的壮观和盛大。

　　我能够在这些广东诗人身上，读到一种对当代生活的挚爱，以及进入这种生活的决心。他们的诗歌，有细节，也有情怀，诚恳而热烈。他们所写的快乐，是有“纹理”的；他们笔下的乡村小学，有“童年的草垛、月光、老樟树”；他们知道“再小的昆虫”，“也有高高在上的快乐”；他们“同时背负他人无法割舍的苦难和欢乐”，都还觉得不够……我无意对每一个人的诗作进行引述，因为这些诗作，如同大地一样质朴，简明而好读，它所需要的，只是读者也带着感官和同情心来读它。

　　我要特别指出的是，以“出生地”来为一个写作群体命名，似乎向我们重申了一个写作的真理:一个诗人，如果没有灵魂扎根的地方，没有精神的来源地，是很难写出好作品来的；我们需要张扬一种使灵魂扎根的写作，一种有根、有精神来源的写作，这样的写作，使我们读了一首诗之后，会知道它是从哪里来的，也知道诗人的这种感受是从哪里来的，这比书斋里的苍白想象要有力得多。当乏力、贫血的纸上文学遍地，我尤为看重诗歌中那种粗砺、有重量、有来源、在大地上扎根和生长的经验与感受。可是，长期以来，现有的诗歌教育总是喜欢告诉我们，诗歌的方向应是向上的，写诗就如同放风筝，只有飞扬起来，与天空、崇高、形而上、“痛苦的高度”密切相联的诗歌才是正确、优秀的诗歌，而从大地和生活的基础地基出发的写作，则很容易被视为平庸和世俗。诗歌仿佛只剩下一个方向，向上的，如同从小在学校里所受的教育，“天天向上”。但我认为，诗歌的另一个向度更为重要:向下。故乡在下面，大地在下面，一张张生动或麻木的脸在下面，严格地说，心灵也在下面——它决非是高高在上的东西。诗歌只有和“在下面”的事物(大地和心灵)结盟，它才能获得真正的灵魂的高度，这是诗歌重获生命力和尊严的重要途径。在下面，却有着真正的灵魂的高度，看起来是一种矛盾的说法，其实是一种内在的真实。如同圣经所说，要升高就得先降低自己，就像耶稣，他从天降下，降卑为人，当他低到十字架、死亡和坟墓的高度时，神就让他复活，“坐在至高者的右边”。因此，越高者越在低处，虚无缥缈的伪高度不是诗歌所要追求的境界；真正的诗歌，离不开地气的滋养——有了这个滋养，诗歌的生命才能健旺。

　　尽管“出生地”的命名，更多的是一个精神概念，并非地方主义的标签，但通过它重申一种让灵魂扎根、人心落实的写作品质，在当下这个浮躁、挂空的时代，有着特殊的意义。文学是有出生地的，诗人是要追问自己的精神来源的。所以，米沃什才在回忆录中坦率地说:“我到过许多城市，许多国家，但没有养成世界主义的习惯，相反，我保持着一个小地方人的谨慎。”——这个“谨慎”，使他知道自己所能看到的现实是有限的、具体的、窄小的，而伟大的写作，往往就是从一个很窄小的路径进入现实，再通达一个广大的人心世界的。这是写作最重要的秘密之一。读了《出生地》一书，我更加坚信，这个秘密是真实的、可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