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揭示人类灵魂中难以言喻的痛楚”

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2月11日09:45 南方日报

  池莉三年铸一剑推出长篇新著《所以》

  “我揭示人类灵魂中难以言喻的痛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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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池莉访谈

  文/赵晨

  人民文学出版社重点推出的长篇小说《所以》是池莉用三年时间精心结撰的智慧之书。《所以》首印20万册,于2月5日在全国同步上市。

  这是一部端然凝视个人生命尊严的小说。它融合当代生活的种种时代因素,从近40年的政治与社会的历史变迁中,展开一个知识女性叶紫追求生命和生存尊严的故事。

  小说具有独特的思想视角,一反文学作品中习惯的“母爱”形象,通过叶紫与她母亲的恩怨纠葛,从血缘伦理进入政治伦理,揭示了中国特有的“母权政治”的专制性和控制性。

  当谈到小说题目为何取名《所以》时,池莉说:“我们的历史与生活如此复杂,有太多的‘因为’,所以我要触摸最隐秘的疼痛。‘所以’是一种结果,也是一个立场。”

  ——编者

  很多人把网络当成维护名气热度的平台,传播名声的大众平台,而您却很决绝地关闭了博客,为什么?

  答:我热爱沉静的生活。电话铃不会突兀响起,一杯绿茶在手,可以整天阅读或者写作,这样的单纯会使我心明眼亮,判断准确,不断产生新思想,深入并且辽阔,作品也就因此会最大极限地接近读者内心。不管社会喧嚣到什么程度,我坚信所有人真正的内心都深深隐藏在某个僻静的角落,那就是我要寻找的地方。因此我当然会在发现某些工具不合用之后,就断然放弃。

  很多的小说改编成电视剧后都受到了热烈欢迎。这部《所以》会被改编成电视剧吗?

  答:生活无处不在。我自己就是一个中国人的生活本身。我是不可能避世的。仅仅是在作为全国人大代表的这十年里,我就正面面对着国家、法律、政府、总理、大小各级干部、大小各种商人、大小各类知识分子,以及最普通老百姓、最穷困的农民和最焦点的社会问题。只是我个人的生活比较安静,隐秘,无目的,不功利而已。正因为如此,我才可以看到最清晰的中国生活。

  是有影视人希望在小说出版之前就卖给他们改编权。但是我还是坚持在小说出版以后。我觉得影视人还是应该首先看看小说。影视改编也是艺术,也要有创作激情,才能把影视拍好。毕竟做好一件事情才更有意思。

  您一直坚持把都市生活作为自己思考的一个基点,在这部小说里,您写的都市是沉重、抑郁而悲壮的。这是否包含了您对都市生活的新思考?

  答:是啊。小说中主人翁的感慨当然有一些也是我的感慨。时代给予我们的东西太混乱虚浮了。中国城市的飞快发展,在带来了丰厚物质和泡沫信息的同时,又带走了许多优美隽永的东西,这是令人非常忧伤的。我在前些年,给一本英文翻译书写过序言,那是美国一个新锐社会学家写的,叫做《好社会:人道的记事本》,那里面就阐述了一个好社会的特质。而文学是为心灵筑巢,我的小说,就是想让自己的精神世界和读者的精神世界,找到一个藏身并可以倾诉的地方。

  我们在文学作品里经常能看到一种“弑父”情结,而您在《所以》里却有一种对母性专制的拷问,有一种强烈的“弑母”情结,这在文学作品里是很少见的。您进行这样的艺术处理是出于一种什么考虑?

  答:中国男人一般都主外,主内的则是母亲,儿女的教育和生活环境,包括言行,态度,好恶以及性格,无不深受母亲的影响。从“相夫教子”到垂帘听政”,母亲的权力很大。所谓“弑母”,实际上就是重新审视母权在城市家庭生活中的日常政治角色。

  写小说在您生命中意味着什么?您理想的写作状态是什么样的?

  答:写小说是我生命度过的方式,因此首先要状态好,时间用去了多少,我不在乎。在这三年里,《所以》三易其稿,无非就是其间忽然感觉不对了,于是就重新开始。最后一稿,依然是全封闭写作,犹如僧人面壁,全身心思考与驾驭语言,日复一日地不看电视,不接电话,不与外界应酬来往,每天傍晚外出慢跑一个小时,三天两头抄录一遍《金刚经》,这样,转眼就封闭了三个多月。小说杀青,屈指一数,光阴已经过去三年多了。

  现在文坛上的女性力量似乎很强大,呈现出阴盛阳衰的现象,例如中国作协主席是铁凝,武汉市文联主席是您,上海作协主席是王安忆等等。您如何评估女性在中国文坛上的贡献和弱点?有国外汉学家有这样的过激言辞:“中国当代无文学”,你如何看?

  答:喧嚣时代的特点之一,就是在功利动机的驱使之下,用过激行为和言辞,来引起社会注意。近年来我们已经看到了太多希奇古怪事情在频繁发生和轮番上演。不管人们如何作跳梁状,社会都会按照自己的规律发展。文学也是一样。

  我热爱文学。就是依靠这纯粹的热爱,我写作了20多年并拥有了成千上万的读者,现在还在继续拥有着,我写作他们阅读,几十年我们就这么生活过来了,年轻读者又成长起来了。我觉得非常满足。只要有人群的地方,文学永远不会消亡,何况中国有十几亿人口!

  您感觉您的作品在海外影响如何?

  答:我在欧洲的出版相对不错。自从1995年我从德国坐火车到巴黎,与出版社签署了第一个合同以来,读者与日俱增,出版社几乎每年都要翻译出版我的新书。以法国为首的几个欧洲国家,都有我的热情读者和研究者。他们在研究中遇到问题会和我联系。法国读者很可爱,我一旦出现在他们中间,他们会感动得热泪盈眶,会拥抱亲吻我,会久久凝视我。看戏的那天夜晚,观众长久地不肯离开,再三用掌声感谢演员,导演,我的翻译者和我,并要求我们一起走到前面去,然后轻言细语地,展开对话式的讨论,而且似乎完全忘记了时间——在法国的许多个夜晚,我几乎都饿坏了。当然,我非常喜欢法国读者,他们酷爱阅读。他们普遍认为我的小说揭示了人类灵魂中共同的难以言喻的痛楚,惟有阅读才获得抚慰——这也是他们最关心的话题,觉得我的小说写到他们心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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