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海明事件拷问管理者的雅量

　　38岁的李海明为自己的网上言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7天没有行动自由；党籍和小小的“乌纱帽”也丢了；每月的薪水也大大减少；还被调到偏远的外地工作。(《中国青年报》2月12日)

　　虚拟世界也有道德和法律。也许，受到惩罚的李海明深切地感受到了这一点。此前，李海明也过于天真了，以为披着“马甲”就可以在网上“放肆”，什么话也敢说，把网络文明和现实中的法律搁在一边。公安机关认定，他的文章是对(枣矿)集团公司主要领导“歪曲事实进行诽谤”。

　　言论自由不是绝对的，网上言论自由也是有限度的。新加坡早在2005年，就对两名在博客中发表种族煽动性言论的年轻男子判刑。广大网民要讲文明，遵守网络道德，不侮辱、诽谤他人，这是毋庸置疑的。笔者想提出的一个问题是，如果李海民诽谤的不是集团公司的主要领导，而是普通人，他会受到如此严厉的惩罚吗？

　　我们想像这样一个假设可能的情景：被诽谤的普通人为维护自己的权益，把李海民告到法院，法院经审理，李海民虽有诽谤行为，但不构成诽谤罪。判决他赔礼道歉，赔偿××元。他承担的后果可能就是这些。

　　如果枣矿集团公司的某些领导认为李海明的网络文章侮辱、诽谤了他们，他们完全可以到人民法院起诉他，这是一个公民的权利，相反，如果利用手中的权力进行打压，虽能起到震慑作用，但言路因此被堵塞，人们也不敢对管理提出批评。

　　综观李海民惹祸的四篇网络文章，虽有大量尖锐、不当的言辞，但主旨是对单位一些现象的批评。何况他和集团公司主要领导素不相识，没有侮辱、诽谤的主观故意。作为企业的管理者，应多一些包容，尤其是在网络规范的初期。

　　《贞观政要》中有这样一个故事：贞观八年，陕县(今属河南)一位官员皇甫德参上书：“修洛阳宫，劳人；收地租，厚敛……”唐太宗以为是讪谤，大怒，欲治皇甫德参讪谤之罪。侍中魏征进言：“……自古上书，率多激切。若不激切，则不能起人主之心。激切即似讪谤，惟陛下详其可否。”唐太宗听后说：“朕罪斯人，则谁敢言？”于是赐给皇甫绢24匹。

　　封建帝王尚有这样的胸怀，何况是在崇尚民主与法制的今天？李敖说得好，民主与自由的本质是“我有权利说我高兴说的，说的内容也许是骂你，也许是挖苦你，也许是寻你开心，也许是劝你，随我高兴，我的地位是和你平等的。”既然是平等的，我的态度就随我高兴，态度好不好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说得对不对。

　　《国语》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什么是“和谐社会”，有人曾这样解读，“和”即禾＋口，“谐”即言＋皆，也就是说，一个社会要和谐，不但要人人有口饭吃，还要人人都可以说话。

　　古希腊历史学家塔西陀有一句得到马克思赞同的名言：“当你能够感觉你愿意感觉的东西，能够说出你感觉的东西的时候，这是非常幸福的时候。”

　　“以后真不敢乱说话了，怕连累父母妻儿。”枣矿集团公司的一名员工这样说。如果因发短信就可能丢了工作，还要追究直系亲属的连带责任，在这样的单位工作，人人自危，还有什么幸福可言呢？(吴湘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