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盼望，阳光政策再多一些

　　支内回沪人员，一直是市政府帮困救助的重点人群，也是街道和居委会关怀的主要对象之一。

　　市政府多次出台补贴政策，特别建立“市民帮困基金”，去年给外地籍配偶也增加了补贴政策。

　　前不久召开的上海两会上，代表们再次提出改善支内回沪人员的生活状况。本报资深记者唐宁是上海市人大代表，3年来她不懈努力，为支内回沪人员奔走呼吁。

　　他们的生活到底是何种状态？为此，本报记者走进闸北区临汾街道调查采访。

　　希望早些还清房款

　　■人物简历

　　吴松龙，64岁。1959年，他未满16岁，参加工作刚一年，便跟随工厂整体搬迁到江西新余，一去就是40年。

　　金华珍，66岁，吴松龙的妻子。她和吴松龙在同一家工厂上班，同时支内到新余。

　　1998年，吴松龙提前退休，和已经退休的妻子回到上海。

　　成了最受欢迎的志愿者

　　在临汾街道的办公楼里，记者见到了吴松龙，他在街道文教科帮忙做宣传思想工作，这是他的老本行。回上海之前，他是厂里的党支部书记。1998年，他刚回上海时，经常热心参加社区活动，由于书法好，街道活动的横幅他全包了。一来二去，他就成了最受欢迎的志愿者。街道工作人员查阅资料后发现，吴松龙家境困难，需要帮助，便请他正式加盟文教科，每个月工资300元，近10年间，月工资涨到了900元。

　　“多亏街道，这笔钱可帮了大忙。”坐在吴松龙简陋的房子里，老伴金华珍感慨地说。回到上海，吴松龙除了从新余带回来的家具，一无所有，每月退休工资845.31元，金华珍每月的退休工资只有200多元。“1000元出头，要生活，还要还债，压力大啊！”吴松龙一声叹息。

　　还债？原来，吴松龙还欠着兄弟姐妹11万元的房债。

　　他在新余时，属于生活条件比较好的，有一套100多平方米的住房，楼层也好。他提前退休回沪时，想买下妹妹的房子。一打听，这套两室户的价格是11万元，办齐所有手续要付14万元。“那简直是个天文数字，在新余我们一辈子想也不敢想。”老吴虽然大小是个官，可工资不高，还要供一儿一女读书，没什么积蓄，“新余的房子卖了也只有1万多元。”

　　这些年没添过一件家具

　　“幸好他家兄弟姐妹感情好。”金华珍说。吴松龙的小妹妹要等着卖房的钱才能买新房，吴松龙一时拿不出，大家就你2万元、我3万元凑起来，让吴松龙顺利回到上海，安下了家。

　　这些年，老吴没添过一件家具，他拉开床头柜说：“看，这么老的样式，还是当年自己打的。”床头柜上一台12英寸彩色电视机，是他们回上海后，买的唯一一个“大件”。

　　老吴风趣幽默，豁达开朗，在街道颇有人缘，工作上也是兢兢业业。每次加薪，街道总忘不了他。现在老吴夫妻俩的月收入有2000多元了，虽说比上不足，可他过得安心。“心态要好，总想着跟人家比，只会把自己的心情搞糟。”老吴空闲时带带孙女、练练书法，最大的愿望就是快点把债还清。“街道这边的工作，只要他们不辞退我，我肯定一直干下去。”老吴微笑着说。

　　最怕的是丈夫发烧

　　■人物简历

　　堵龙泉，78岁，1959年跟随工厂到陕西支内。辗转几个城市，因腿部骨折，于1972年回沪，1981年退休。现身患高血压、脑萎缩、脑梗塞、肺炎（疑似肺癌）等疾病，只能卧床，时而清醒，时而糊涂，无法与人正常交流。

　　陈金莲，70岁，堵龙泉的妻子。她50岁从居委会退休，为了多挣点钱给丈夫看病，在上海市残疾人联合会又干了18年，直到丈夫无法自由行动，才不得不回到家中。现仍义务担任楼长等职。

　　疾病，是困扰堵龙泉夫妇俩最大的难题。堵龙泉躺在床上头脑不清，日子倒好过得多，但苦坏了他年届70的老伴陈金莲。别的老人安享晚年，她却在为丈夫的医药费劳碌奔波，整天提心吊胆。

　　沙发和方凳搭成病榻

　　老两口的住处有些拥挤，一间12平方米的房子里摆了两张床，其中一张由沙发和方凳拼搭而成，是堵龙泉的病榻。他躺在床上，脸色苍白，一双眼睛茫然地睁着。沙发靠背、桌上、窗台上，摆的都是药。记者采访时，堵龙泉只是静静地听着，时而被痰堵住，接着便是瞪大眼睛一阵猛咳。

　　2003年起，堵龙泉开始疾病缠身。先是患上疝气，2003年、2004年两次手术，就花掉1万多元。但陕西工厂效益不好，医药费单据寄过去，迟迟不能报销，打个电话一问，对方说，只能“挂”着，排队等候。

　　不久，堵龙泉又查出患有脑萎缩和脑梗塞，“吃药，钞票负担不起。”陈金莲说，他去年又得了肺病，医生怀疑是肺癌，但因检查费用太贵，一直就当肺炎治着，吃消炎药。因为肺病，连治脑梗的药也不敢吃了，一吃就上火发烧。那是陈金莲最担心的事。

　　为省挂号费，去药店买药

　　“一发烧就要送医院，我一个人送不去，得花钱叫120救护车，再加上吊盐水、这个检查那个检查和配药，就要上千元。”陈金莲说。最初的时候，她的做法还是“发烧去看病，不发烧就自治”，现在发烧也不敢去医院了。

　　陈金莲退休金每月800多元，堵龙泉的少，“最早的时候只有200多元，还经常几年不寄来，现在好点，涨到500多元了。”生活困难，她恨不能把一分钱掰成两半花。去医院开药，请医生拣便宜的开、拣主要的配。为了省挂号费，经常去药店买药。“开塞露一瓶2.7元，如果到医院去开药，挂号费还得7元，不合算。到药店买，省一点是一点。”

　　“街道、居委会都很关心我们，经常上门探望。”说到这儿，陈金莲忍不住抹起了眼泪，躺在床上的堵龙泉似乎也听明白了，欠起身来老泪直流。去年，街道特别送给她一张500元的医疗卡，还帮她办了居家养老，阿姨一周来3次帮忙做家务。“市残联也总记着我，每年还给我300元。”陈金莲说。

　　【焦点关注】

　　为他们建立保障体系

　　今天本版报道的吴松龙夫妇和堵龙泉，都是支援外省建设退休后返沪定居的老职工。年轻的记者采访后对我说：“第一次接触他们，深感震撼。”

　　是的，走近这样的人生、这一份生活，于70后和80后的年轻人来说，显然是陌生的、过于沉重的体验。难以想象年迈的前辈，当年何以只听得一声召唤，便热血沸腾，在十天半月之内，义无反顾地背井离乡，去遥远而偏僻的山区，将青春和热血做了奉献。年轻人的震撼，还因为难以相信，吴松龙和堵龙泉们的奋斗，换来的竟是如此不堪的晚年。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今天，他们满心祈祷的愿望，甚至只是“身体不发烧”！

　　我在早几年前，因为接待一宗投诉，开始接触这批前辈。当时我也像这个年轻记者一样，深感震撼。此后，我多次与他们座谈，去郊区他们的集聚区探望，还去贵阳实地采访。看到赴贵阳山区研制我国第一代潜望镜的老厂长，如今因病致残，瘫在床上还在学习背诵“八荣八耻”；看到上海柴油机厂赴四川的400多位老职工，在老厂倒闭后还编写了数十万字的《锦江岁月》，而年逾六旬的编辑为了谋生，至今还在郊区看门守夜；读到一位80多岁的老技工去世后还无法报销医药费的报告——如此严峻的现实，每每让人警醒，催人思考。

　　走近需要关爱的人群，倾听弱者的声音，是媒体应尽的义务。然而，一直以来，媒体对于我们城市的建设和经济发展，多少有点避重就轻、报喜不报忧的倾向。其中有很多复杂的原因，但现实的矛盾靠回避和遮掩无法解决。城市的形象，也决非以几幢摩天大楼就能塑造。而这样一个常识，往往只在付出太多代价之后才被认知。

　　所幸，本届市政府在任期最后一年开始时，终于下了决心——解决更多包括支内退休回沪职工在内的弱势群体的困难。建立一个科学的、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让每个市民安居乐业，感受幸福，才能真正体现我们城市的形象和管理水平。唐宁

　　每天晚饭后和孙女一起玩，是吴松龙最开心的事本报记者周馨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