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得“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吗

　　□孙振军

　　“我终生都无法忘记：当年为了凑足我上大学的学费，大伯家卖掉了一头大肥猪，二叔家卖掉还未成材的五棵树，小姨家送来了仅有的500元存款，三舅父卖掉了刚买的彩电……”一位分到政府机关的大学生在报纸上写文章如是说；“当我领到第一个月工资时，我毫不犹豫地跑到街上，一口气买了五双新胶鞋，连夜骑车回到乡下老家，亲手送给了大半生都没穿过新鞋的父亲和四个叔父。怎能忘啊，是他们含辛茹苦、任劳任怨，从牙缝里挤出口粮和学费，供我上完了小学、中学、大学……”一位已身居省级机关处长要职的公务员在文章里深情表述；“岁月往前走，在一个路口，一个停留处，总是会梦醒似的发现当年不曾记得或竟然是毫不觉察的深恩。这样的发现总是让我惊心，我原来是这样的无知。前行的路上，抚养儿子成长的路上，处处深藏着父亲母亲的深恩。母亲父亲当年将这样的恩情深深埋藏，让他们无知的儿女一次一次碰触这人间的珍贵，收获这惊悚无言的感动……”一名小有名气的散文作家在一家著名的期刊上这样抒怀。

　　如果稍微留意一下，如上所述的感恩报德式感慨，在当今的国内传播领域，似乎已经成为一种独特的语言环境与氛围，以致到了让受众司空见惯、习以为常的程度。不可否认，这些回忆、叙事、表白，绝大多数都是据实道来、真情流露，有着很高的可信度与感染力。

　　它有什么过错吗？应该说是没有的。牢记父母的养育之恩、不忘亲朋的施舍善举，既符合承传千百年的儒家道德标准，又符合今天依然不过时的“知恩图报”、“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普世价值观。

　　可是，这又十分正常吗？显然也不是。因为当今不仅已不再是家族抱团、亲朋照应的乡土社会，而且已步入了21世纪。

　　应当承认，有什么样的社会现实，就有什么样的精神映照与文化积淀。除了极少部分人之外，在当代中国的大多数人之中，不妨做个调查：遇到诸如没了学费、得了大病、出了

车祸、遭了灾难等人生窘境，你会向谁求助，找谁帮忙？相信许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找父母、找亲人、找朋友。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我们还没有建立、设置相应的社会保障与救援机制，遇急、遇险、遇危、遇难的事主，凭着似乎与生俱来的对社会的认知与生存经验，不愿、不敢去给诸如村委、街道、社区、政府等“组织”上添麻烦。

　　然而，难道我们中国人永远要“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吗？一大批成年的尤其是担任着相应公职的社会人，终生牢记的只是父母起早贪黑、砸锅卖铁、历尽千难万苦才将其养大的，是有血缘关系的亲人和无血缘关系的友人通过搜肠刮肚、聚沙成塔、想方设法才凑足最低限度的学费，帮他在未成年时完成了学业，从而把亲情、友情置放在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伤害的心灵圣坛上，按照常理推论，那些牢记私恩的人，平时也许看起来与常人无异，但一旦遇到公共利益与隐情、私情遭遇与冲突，他隐藏在内心深处的强烈的反哺、报恩意识，必然会在是公平行事、公平决断还是网开一面、手下留情的权衡中选择后者。这显然有害于现代化与公民社会建设(以法定的权利义务关系来构建人际关系，对熟人与陌生人一视同仁)。

　　怎样才能牢牢地树立国民、纳税人对国家与法律的忠诚呢？这正是

和谐社会建设的重大命题之一。健全公共财政体制，优化公共资源配置，在教育、卫生、就业再就业服务、公共基础设施、社会治安等方面的投入，注重向农村、基层、欠发达地区倾斜……使人们平等地享有公共福利，感受到亲朋之外的社会的温情，应该是必不可少的条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