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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女工的罗马尼亚心痛之旅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2月16日09:56 大洋网-广州日报
2月初，受困于罗马尼亚20多天的50多名湖北应城女工先后回国，而与她们同时回国的还有国内其他6省的100多名女工。 在应城回国的50多人中，首批回国的30多人因在国外未能找到工作而得到了2万多元中介费返还，而其他人仍在等待。 从2006年7月起，来自湖北、福建等6省近350名女工怀着各自梦想先后飞赴罗马尼亚。她们当中有年近50岁的“奶奶级人物”，也有涉世未深的年轻女子。她们的梦想就是做工、加班、赚钱，然后风光返乡。 负责运作她们出国的是厦门一家境外就业服务公司，它是整个合同的“总签约”。而在利益链条中，江西吉安一间公司、湖北应城的一个夫妻个体等其他林林总总的身影也牵涉其中。 为了发家致富，也为了梦想的天堂， 女工们求遍亲友或借高利贷，为的是换取一张出国的机票。 然而等待她们的却是受辱、失望和回国后的一屁股债。 文、图/记者 廖杰华、窦丰昌 通讯员吴铭、熊辉 湖北应城是一个有着“膏都盐海”之称的城市。再过两天就是除夕了，可38岁的严珍贵和30岁的毛红艳却“觉得”没脸回家。 严珍贵和毛红艳是最近一批从罗马尼亚归国的19人中的两个，家都在离此不远的湖北汉川县。她们本想着也能像先前归国的那批人一样，把中介费要回来，可是昨天应城市政府的人却告诉她们，一切年后再说。 她们希望能找到一个叫艾松涛的人，正是这个艾松涛直接运作了她们的出国务工。 求富心切 旅程结束了，梦却没醒。对于发生在罗马尼亚的事情，38岁的严珍贵直言“不想提，一提就伤心” 38岁的严珍贵是两个孩子的母亲，而此时的她还是一个身负数万元高利贷的弱女子。 2月8日回国后，她一直为要回2万多元的中介费而奔忙着。对她来说，罗马尼亚之行是次“倾家荡产的危险旅程”。只是，现在旅程结束了，梦却没醒。对于发生在罗马尼亚的事情，她直言“不想提，一提就伤心”。 严珍贵去年11月8日登上了去上海的大巴，那是经历了无数次的变故和等待后的结果。与她同车的37人都是湖北应城、汉川等地的老乡。严珍贵说是命运把她们捆绑在一起，只是她没想到，她们的出国之途是如此的曲折。 严珍贵的目的地是位于罗马尼亚东北部的巴克乌市，那是一个在罗马尼亚国内媒体上很少露脸的城市。在那里，有个叫“WEAR”制衣厂的老板在等待着她们，制衣厂的老板索林·尼古列斯库是个意大利人，“据说很嚣张”。她们随着大巴一路南下直奔上海，然后乘飞机北上，在北京短暂地停留后，她们飞到了罗马尼亚。 出去之前，严珍贵在国内许多制衣厂“晃荡”了10年。只是这么多年，最好的一月才有1000多元的收入，让她感觉自己未能混出个“模样”。同时，国外的高工资和前辈们的光辉业绩对她充满了诱惑。 在应城这个内陆小城，从2004年开始，以技术出国打工的农民有1650人，共挣回1700万美元。2006年，应城实现地区生产总值60.8亿元，这绝对是个不平凡的成绩。 几年下来，应城人的足迹遍布日本、韩国、俄罗斯、新加坡等十多个国家。一时的辛苦换得的是后半辈子的无限荣耀和风光，在应城当地，不少发了财的“海归”回国后做了老板。 “亲戚朋友都在说，电视里也有广告，据说每个月到手的有6000多元，这可是笔不小的数目。”于是困顿了半辈子的严珍贵也忍不住想试试。 和严珍贵一样，吴小慧也是此次事件的受害者。不一样的是，吴小慧19岁就到日本“研修”过。 吴小慧家住应城城区月圆路，今年25岁的她阅历十分丰富。2001年5月，吴小慧通过中介去了日本，研修“缝纫技术”。她清楚地记得，当时的中介费用是2.8万元，为期3年的日本生活也很顺利。 想去就去 “只要报名，去一个考一个，考不上的，隔两个小时再补考，直到通过” 3年下来，吴小慧不仅挣回了20多万元，还学会了基本的日语。不过，她并不是此次日本之行最成功的一个，“有的人赚了40多万元”。只是，按照日本的相关规定，5年之内她不能再去日本淘金。 与去日本不同，吴小慧这批人没有培训和面试，而测试的过程也十分简单，“掏一个口袋，按一个拉链”就一切完事。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通过测试，这时艾松涛的能量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挥，“只要报名，去一个考一个，考不上的，隔两个小时再补考，直到通过”。 在众人看来，中介的选择标准实在差得离谱，“只要不是残疾都可以去，最大的一个都50多岁了，被大家称为‘奶奶级人物’”。 严珍贵和吴小惠说，艾松涛大概50多岁，是应城本地人。几年前艾松涛下岗后，他和妻子挂靠应城城北办事处，成立了一家中介公司，负责对外劳务输出。 去年6月20日体检后，在艾松涛的要求下，女工们交了5000元保证金，并签订了合同。合同上写明：“女工在罗马尼亚的保底工资为360美金，外加每月每人120美金的社会保险”。但令吴小慧意想不到的是，几天之后，艾打来了电话，要求毁约并修改合同。 “保底工资一下子从360美金降到300美金，并且取消了社保”。在女工们看来，调低保底和取消社保基本上降了她们1/3的工资，众人均不同意。 但艾松涛显然有自己的办法：“你们做满3年就能得到绿卡，想去就去，想回就回，不用通过中介也不用交中介费”。而就是这句话，让许多人和吴小慧一样颇为动心，而最终定下行程。 层层转手 在前后350人的出国中，分了3个层级运作，这些不存在隶属关系、只有利益纠葛的公司或个体成为一个乱源 从罗马尼亚事发，到第一批34人应城本地的女工回国，艾松涛一直都在协助处理事情，除了退赔每位女工1500元的现金，并以房产证抵押，给每人打了一个3000元的欠条，答应3个月内还清。但是此后更多女工的回国和索赔，让艾松涛选择了逃避。 在从众人的视野中消失前，艾松涛曾说，他只负责收集信息，也是个受害者。这一点，就连艾松涛的顶头上司——厦门汇贤境外就业服务公司的总经理邱先生也承认。在与记者通话中，这个一直不愿意透露名字的邱姓老总一个劲地说，老艾是个好人。 而艾松涛真有天大的能量让众多女工出国，而且犯下的如此重大的错误吗？事情显然并非如此简单。事实上，这是一个涉及中介转中介、层层转包的利益链。在厦门汇贤和艾松涛之间，还有一家公司隐于其中，那就是江西吉安市经济合作公司，负责人是刘敏。 邱经理告诉记者，在前后总共将近350人的出国事宜中，其实分了3个层级运作：厦门汇贤负责对外签约，是总签约；江西吉安市经济合作公司只是厦门汇贤在国内众多合作公司中的一家，主要职责是找人；而艾松涛的终端机构处在最底一级，负责收集信息，并直接对吉安负责。 在开于2006年10月9日的一张19000元钱的收据中，签名人正是江西吉安的刘敏，但他却一直不肯接听记者的电话。 这些不存在隶属关系、只有利益纠葛的公司或个体成了混乱的源泉。 严珍贵觉得，她们是每一层中介的“摇钱树”。“吉安公司收据上写明我们的中介费、机票费、签证等一共19000元，但我们前后连保证金在内一共交了23500元”。而各地不同的中介收取不同的价格，“江西最高的一批是29800元，而有的地方交的是24000元”。 实际上，女工和中介公司的纠纷一直没有停止。“到那边后，老员工告诉我们来罗的机票钱是工厂方面支付的，而在出国时，中介公司却向我们每人收取了7000元的机票款。”尽管事后各方矢口否认，却难以打消工人的怀疑。 无风有浪 在湖北和江西两份合同中，“罗马尼亚文一模一样，中文却存在巨大的差异” 而即使机票由中介公司负责，也有人想尽办法从中渔利，“我们亲眼看到机票票面显示的是5000多元，而中介收的是7000元”。 除此之外，收取各种办证费用也是中介牟利的手段。“我们很多人没有高中毕业证，艾松涛就说给我们统一办理，自己有毕业证的也不要”，而前后的两批去罗马尼亚的人中，第一批每人交的是500元，第二批就涨到了750元，“但至今却没看到任何证件”。 同时，中介一些虚假的做法也让女工们难以忍受。 2006年11月中，已经到达罗马尼亚的严珍贵和伙伴们发现，在湖北和江西两份合同中，“罗马尼亚文一模一样，中文却存在巨大的差异”，“江西的合同第3款写道：每天8小时内没完成定额同样保证每月300美元的净工资。而湖北版合同却有长长的附加条款，并规定只有在8小时内完成劳动定额，才能获得每月300美元的净工资”。 而事后中介公司的解释是，“可能是员工打错字，或者文件传错”。 中国第一批女工是去年7月到达WEAR制衣厂的，在此之后，国内又有女工陆续到达，人数最多的时候曾达350人。而根据协议，中方将分批向巴克乌派出总共约1500名工人。直到2006年底，中国女工对厂里工作和收入基本感到“可以接受”。而厂方对勤劳的中国女工也颇为满意：表扬她们“守纪律”、“干活麻利”、“一个中国女工顶得上几个罗马尼亚人”。 但看似无风的水面却并不平静。去年8月底9月初，由于居留证问题，厂方限制了中国女工的人身自由，罗马尼亚当地媒体开始连续报道：《铁窗后的工作：亚洲的裁缝被关在巴克乌的集中营里》、《制衣厂把亚洲人关在厂里，以免她们出去后迷路》、《中国人像摆在货架上的商品那样睡觉》，醒目标题一下子就将“中国女工”炒成了沸沸扬扬的媒体事件…… 与此同时，零星的劳资纠纷也在上演。一次是在去年8月底，厂方曾经提出过一个较高的定额，并将工资同定额挂钩，但最后在工人的抵制下被迫放弃。而另一次则是因为女工们指出，她们出来前通过劳务公司确定的月薪为360美元，但厂方则强调360美元是税前工资，从中还要根据罗法律扣除有关税款，完税后的工资是280美元。结果，工人拒绝在劳动合同上签字。后经中国使馆交涉，劳资双方各退一步，将税后工资确定为300美元。 严珍贵说，类似的事情基本上“每去一批，就会闹一次”。而让所有人意想不到的是，大规模的矛盾在今年1月一天终于爆发了。 冲突升级 50天的工资到手后只有4000多元，忍无可忍的350余名中国女工决定集体罢工 2007年1月15日应该是工厂发工资的日子。严珍贵、吴小惠和众多工人一样边上班边等待。都快一个月没发工资了，她们盼望着工资尽快到手。 但是让她们意外的是，50天的工资到手后只有4000多元，“只是一个半月的工资。” 1月16日，制衣厂罗籍厂长索林·尼古列斯库挑起了事端，他口头通知工人：厂方将提高劳动定额，工人只有在完成定额的60%以上后才能拿到全额工资；由于罗马尼亚已经加入欧盟，根据欧盟的硬性规定，每周工作时间(包括加班)不得超过48小时，因此今后工人的加班时间将大大减少；今后如果是工人自愿加班，加班费将只按正常工资，而不按原先商定的1.75倍发放。 忍无可忍的350余名中国女工决定集体罢工。 严珍贵她们认为，实行欧盟规定后加班时间将大大减少，此后的每个月最多加班32个小时，因此实际收入将大大减少。在这种情况下，厂方又单方面提出根本不可能完成的每天150件的定额任务，并且还变相减少了她们的加班费。 不仅如此，厂方对中国工人态度傲慢，对有关诉求不予理睬，尼古列斯库在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扬言要把闹事的工人统统送回去，再从中国新招1000个工人过来。 此后的数天中，“厂方几乎是一天三个新合同”。而且为了逼迫工人签约，厂方在每个角落都贴满了中文通知，“宿舍、食堂、甚至厕所都是”。通知上规定，“可以进入生产车间的，只有已经签约（同意合同的人）”。 严珍贵回忆，在罢工几天后，事件逐步升级：“厂方赶走了三名厨师，其中两名是南昌人，一名是福建人。因为是老乡要走，工人们都围着看，但厂方却称之为围攻，一度还以‘受到中国工人餐具刀叉攻击’的名义叫来了警察，并对工人们使用了催泪弹，眼睛都睁不开，一直咳嗽。” 严珍贵说，这都是厂长利用中国工人语言沟通上的困难捏造出来的，“工人们平时吃饭用的是筷子，最多还有一把调羹，哪来的刀叉？” 中介混乱 应城有对外劳务输出公司几十家，每年出国务工的人数都在上升，以周边农村的农民和市区的下岗工人为主 实在无法忍受这个痛苦的女工们，开始多次向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馆求助。随后，大使馆一等秘书、领事周继禾来到工厂和厂方进行斡旋。 “不管怎样，你们首先要保证我国公民的生命安全，要保障她们最基本的生活。”最终，罗马尼亚厂方恢复对女工们供应饭食。 最终，不愿意接受新合同的180多人先后回到了国内。而等待她们的却是不同的命运。在应城当地，最后一批出国的女工由于始终没办下劳工证件一直未能上班，因此回国后，她们支付的23500元的中介费得以如数退回。而先去的严珍贵等人却一直为了两万多元的中介费忙碌着。 虽然34名女工在罗马尼亚遭遇“噩梦”之事在应城市闹得沸沸扬扬，但在应城街头，仍能看到不少劳务中介的门口张贴着大量出国务工的招工启事。涉及到有日本、新加坡等多个国家，而涉及的行业又多以缝纫工、焊工以及普工为主。在这些招工启事前，随时可见有人来抄写上面的信息，并进行咨询。 应城市劳动局负责人说，全市按照正常手续到劳动部门备案的代理出国的劳务输出机构并不多，而更多的是外地更大的劳务输出公司的代理。而这些代理，办理的出国务工业务不通过当地劳动局，而是直接与外地的机构联系。所以，这样的一些劳务机构的存在，让他们的监管变得很难。 据应城市当地一位业内人士介绍，目前应城市有各种对外劳务输出公司几十家，每年出国务工的人数都呈现上升趋势，务工的人则以周边农村的农民和市区的下岗工人为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