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的苦与乐

　　译事从来就非易事。对此，我已然有了深刻的体验，因为自己毕竟已经翻译过一些著作，有英文的，也有法文的。其中的艰辛，只有译者自己心里清楚。然而此次刚刚翻译完毕的《法国宪政学》的困难和曲折，仍然超出了我原先的预想。早知如此，我当初也就彻底放弃，而不用在翻译基本完成以后，在这里大叹苦经了。

　　首先是因为国外的教材更新快。几年前，当我们接受该书的翻译任务时，还是它的第18版，现在却已经是第22版了———其实，应该是第23版了。也许是因为著者觉得将政治学和宪法学合并在一起，教授起来比较辛苦，而且学生接受起来也非常辛苦，所以自第23版起，就把政治学和宪法学的内容分成了各自独立的两册。于是，在陆续翻译了第18、第19、第20、第21版本的部分内容以后，我们最后翻译的第22版也就成了“统一的法国宪政学”的最后一版，我们的翻译也才有了喘息之机，不用紧紧跟随作者的前进步伐而疲于奔命了。但是，作为一个教书人，看到大家辛勤劳动的成果，也就是这个翻译了几遍的译作，仍然要落后时代好几年，心中的苦闷无以言表，几年的辛苦全部化成了此刻的“心苦”！诚如该书原著者所言，宪法也好，政治学也罢，都是与时俱进的。如果不能跟上时代进步的节拍，其价值也就成为问题了。所幸的是，因为该书的绝版性质，使它具有了难以替代的价值，我们翻译的心血也就没有算白废。但是，此次翻译也给我一个警示，以后千万不要轻易接受教材的翻译任务，因为教材的时效性太强了，国外的教材时效尤其短，一两年就更新一次。所以，如果实在是想翻译一点东西，不如去翻专著，最好是翻一些经典作品，特别是那些作者已经不在了的，省得它老变！

　　其次，我们这次是团队作战。与我以前翻译时的单枪匹马、孤军奋战相比，确有一种人丁兴旺、事业发达的气象。为了把当代法国的法学名著教材介绍到中国来，以飨国内的前辈同辈后辈，我们这些曾经留学法国的法律人，在法律出版社的大力襄助下，在法国主要法律出版机构和原作者的理解支持下，半自发地组织起来，实施了一个《当代法国法学精品翻译出版计划》。我之所以参加这个计划，还有一重考虑，那就是通过翻译，建立一个法律专业的法语翻译团队。我们这个小小的团队，汇聚了不同时代留学法国的几代人。我在其中痴长几岁，所以就挑了头，而已然学成归来的孙平博士、任晓霞硕士、尚在法国苦读的吕丽萍博士、李鎨澂博士也不辞辛劳，加入了进来。但是，如同任何美好的愿望一样，其实现的过程是极其曲折的。先不说我们天各一方，各自为战，为了事业而东奔西跑，虽然有了互联网的天网相助，但还是因为联系不畅而多受磨难。最主要的是我们的时代是个性觉醒的时代，每个人的专业基础不尽相同，语言禀赋各异，追求的目标也是不统一的。你要信，她要达，我要雅，来自台湾的李博士更加推崇文言。因此，如何在翻译的过程中，通过不断的磨合，达成彼此的和谐，并且在最后的校译时刻，形成相对同一的文风，将一个虽不能说是全然“信达雅”，但至少意思明了、文理通顺的教材，呈现给为了学习知识而花钱买书的读者诸君，是我这个校译最为操心费神的。翻译苦，校译更苦。在校译的过程中，尽管有不少地方我几乎是重新翻译了一遍甚至几遍，但是否就达到了译作的底线，我心里仍然没有把握，只好在惴惴不安之中，等待读者们的批评和指教吧！

　　人们常说，翻译是一件吃力而不讨好的苦差事。费心费力地做了，还得不到什么好的评价，尤其是国内目前的学术评价体系，根本就不把翻译当一会事，这无形之中也极大地挫伤了翻译者的积极性。其实，翻译是一件重要的工作，好的翻译尤其重要。当今的世界讲究沟通，而人际的沟通无非是情感的沟通，思想的沟通。学术著作的翻译就是要便利思想的沟通和交流，并在思想的沟通和交流基础上为产生新的思想创造条件。我们之所以仍然执著于甚至痴迷于翻译，一是基于自己的使命感，想在中国学术和思想进步的进程中留下努力的足迹；二是因为翻译也不全是折磨，不全是痛苦。翻译也是一件快乐的事情。比如找到了一本好书，你就先睹为快了；又如灯下细细读，就如同与老友久别重逢，那种内心的愉悦也是语言难以表达的。我对翻译的体会还有一层，好的翻译其实就是创作。看着一个个奇形怪状的洋码子在自己的手里变成了熟悉的方块字，那种颠三倒四、文理不通的句子在笔端转换成抒情达意的涓涓溪流，翻译的辛酸、委屈和痛苦就统统被新奇、喜悦和快乐取而代之了。

　　我曾经说，译者就是思想的搬运工，意在强调翻译不仅是一项个人化的工作，而且具有很强的社会意义。就象在空中播撒种子的风，无拘无束，无影无踪，而它所携带的种子，一旦遇到合适之处，就会在那里落脚，生根，发芽，长叶，开花，先是一小片，慢慢地就是满眼的花海，无垠的草原……且不说置身其中是怎样的一种感受，就是置身其外，内心的满足也是旁人难以想象的。

　　本意是要在译后倒倒苦水的，不知不觉就变成了这样的一个结尾。看来，在翻译的艰辛之路上，我还要前行的；而且，我相信，吾道不寡，我这个桐庐人，会有很多同路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