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发展机制看科学精神

　　书中提出了一些独到的、创新性的观点。

　　比如，论中国的科学精神。在中国科学精神的影响下，中国古代科学发展的逻辑可简单归纳为：在求用的推动下，天文学最早发展起来。天文学需要数学，数学也因此发展起来。医学也是在求用的推动下发展起来的。这就是说，中国古代科学的发展离不开求用，求用在中国古代的各门科学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受中国科学精神的影响，中国古代科学有如下缺陷：一是科学理论的抽象度不高。二是科学理论的创新、更替缓慢。三是科学的理论部分与操作部分严重脱节。四是很少关心自然规律。关于这个问题，席泽宗指出：“中国古代天文学是一门应用科学，它在政治、经济、军事、意识形态等各个领域都起着作用。正因为如此，天文台便成了中央政府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主持天文台的首席天文学家便成了皇帝的顾问，具有很高的官衔。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便忙于编纂历法和追求天象变化与人类（特别是皇帝）行为的相关度，而很少去关心隐藏在这些天象背后的物理规律。这一点，使中国天文学能持续几千年，但也妨碍了它向近代天文学的转变。”

　　再如，论人文精神。人文精神的核心是价值，因此其主要是一种价值观。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如果用历史和逻辑相结合的方法来分析，二者的关系可归纳为：同一、分离、差异、依附、对立、冲突、互补、融合。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关系是不断变化的。但纵有千变万化，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始终是人类发展的“两个轮子”，这“两个轮子”缺一不可。在现代社会中，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之间仍存在着差异、矛盾和冲突，但互补和融合已成为主要的趋势。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趋势将日益得到加强。

　　此外，作者对“李约瑟难题”进行了再思考。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诞生，或者为什么在西方诞生？这就是“李约瑟难题”。过去对“李约瑟难题”研究的基本思路是：西方文明诞生了近代科学，中华文明没有诞生近代科学；把西方文明和中华文明进行比较，中华文明缺少的东西就是中华文明没有诞生近代科学的原因。这一思路的问题是：把近代科学的诞生完全归因于西方文明，没有看到其他文明在近代科学诞生中的作用。作者经过对“李约瑟难题”的再思考，得出了如下的结论：近代科学不仅仅是西方文明的产物，也是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交互作用的结果。这就是说，没有西方文明，近代科学不可能诞生；没有东方文明，近代科学也不可能诞生。但这种融合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实现，却是由两种因素决定的：一种是必然因素，另一种是偶然因素。西方近代科学兼具了必然因素和偶然因素，因此近代科学就诞生在西方。

　　从整体上说，该书给人以诸多启示、令人耳目一新。

　　《论科学的发展机制》毛建儒著中国经济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