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医生面对职业的困惑：“医”，到底是什么？(2)

　　医德：谁在强求，谁在坚持

　　2005年的一次外科医生会议上，90岁高龄的中国外科开创者裘法祖从口袋里掏出《左传》念道：“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再次立言。”他呼吁医生首先应是个有爱心、有同情心的好人。裘氏刀法入神，他要划破两张纸，下面的第三张纸一定完好。尽管如此，这位巨匠仍然主张“能够不开刀的就不要开刀”。

　　可是，对于众多的普通医生而言，不管是“立德”，还是“立功”，即便是“立言”都跟他们离得太远了。正像袁钟向记者分析的那样，医生也是凡人，也需要生存。当儿子的奶粉、老婆的化妆品和自己汽车的油钱都需要他来挣的时候，我们能够要求他们完全忘我、无我的工作吗？更何况，他们的生活经常充斥着超负荷的工作，无法在工作和家庭之间平衡时间压力，还经常遇上难以沟通的病人。

　　世界知名眼科学教授胡天升也不认为，当前的局面仅仅是医生的道德出现了问题。他说，“医生不是生活在真空里，会受社会的影响。和上个世纪50年代相比，社会道德水平已经不一样了。这是整个社会的影响，不能只讨论医生的道德水平。”

　　一名在美国行医的中国医生的说法颇和“仓廪实而后知礼节”的古语。“某种程度上，物质的贫乏放大了我们人性中的劣根性。美国的医生不能说都清白，但在物质到达一定基础后，他们重名誉超过金钱。”他认为，要是每个医生一上午可以慢条斯理地看10来个病人，那么在病人看来，这个医生即便医术平庸，也可以因为握着病人的手，朝病人友善地微笑，而变得可亲和神圣起来，“要说中国和美国医生的道德基因有什么显著的区别，我还真不相信。但制度的不完善、不科学最后却都集中在医生身上，一并展现给了病人和舆论。”

　　有人常常问医学博士、《医事》的作者常青为什么没当医生，她至今不知道怎么给出一个简单明了的答案。但是，她知道，属于医生个人的荣誉和价值其实是从后半生才开始的。医生大多年轻时辛苦、贫穷，在等级森严的医院小社会里，必须掩藏个性小心度日。如果年轻的医生有颗敏感的心，面对每日所见的生老病死、世态炎凉，唯一的出路就是逃避或者变得冷漠。况且，医学其实并不像人们吹捧得那么神话、万能，它和疾病的斗争虽然不时传出局部的喜讯，但最后难免一败。

　　在《医事》里，常青引用了希波克拉底誓言“无论至于何处，遇男或女，贵人及奴婢，我之唯一目的，为病家谋幸福……”，并且对此解释道，从古希腊起，在培养一个年轻人为医生时，摆在第一位的就是让他知道医为仁术，救死扶伤。只是她亦不无感慨地写道：“谁知道2000年后，这种承诺成了医生执业中的不能承受之重。”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常青在中国协和医大读了8年、在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博士后3年后，仍然放弃了医生的职业。她定义的好医生的标准——“要保证服务，尽自己所能保证医疗质量，然后在这些前提下争取比较合理的回报。”

　　坐诊收入不如算命

　　最近，一个女孩子在和他的男朋友闹分手，因为她男朋友是名医生。“他忙得要死，挣钱还没我多，什么都照顾不来。”这女孩子说，在两人刚开始恋爱的时候，她妈妈(也是名医生)就不同意，现在她终于明白其中的原因了，“我们很少一起出去玩，他总没有时间，我也觉得很郁闷，一吵架，他就说第二天要上班，影响情绪，怕看错病，真的是很烦人啊！”

　　医生的收入就像医生的道德一样备受争议。不少人们认为，医生心黑如墨的同时荷包肥得流油。然而，听听医生的声音，又往往对自己的收入怨气冲天。一名年轻医生说，医生的投入产出比是最不合理的，“马路边给人算命的瞎子一次还收10元呢，我，一个学习了8年的硕士，给人做一次诊断才1.2元，而且还不全归我。”确如他所言。一名医生的培养需要个人和家庭巨大的投入。可是，按照合法收入的水平，年轻的医生根本无法养活自己，甚至出现“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怪现象。这在发达国家是不可想象的。

　　然而，舆论和患者是否完全冤枉了这个群体？也不尽然。丁香园网的会员医生liuqun在谈医生的收入时称，一般的主治医生收入并不是很高，但不排除某些人开药时非常狠心，而且在东部沿海大城市，据我所知，有些地方给红包基本上是3000元~5000元，医生们也照收不误。”

　　liuqun还举了自己的例子。某次，他到河南商丘某医院做手术，整个病房只有两个病人，走的时候他很不好意思拿那钱(红包)，但是同行说，如果他不拿，他们就更没有收入了。liuqun的一个同学已经做到医院主任的位置，但是他胆子小，回扣不敢拿，每月工资加奖金不到3000元。“40多岁的人了，妻子还在内地，小孩要读大学，不知道他是怎么过的。毕业20年聚会的时候，广东的同学就他一人没有回去。估计是钱的原因。”

　　面对这样一个两难问题，不少人提出自己的解决办法。有的人说，要尽快提高医生的账面收入；但也有人怀疑，提高收入是否能够真的养廉。经济学家汪丁丁则提出，与创造的价值相比，医师的合法收入偏低，这一事实造成了两种结果：一是在医师的岗位上，为自己创造足够多的“不合法”收入；二是主要由于不愿违背“希波拉底誓言”，许多医师没有为自己创造足够多的“不合法”收入，但缺乏充分的激励去坚持他们的医学研究，并努力为患者提供优质医疗服务。

　　因此，他的建议是，医生收入的市场化是医疗改革的当务之急。(记者：董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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