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坛“骂战”与“信誉危机”

　　

郭敬明王朔韩寒 白烨“骂战”不能使读者亲近文坛，亲近文学，亲近作家。“骂战”不是文化批评、文学批评的手段。“骂战”不能诞生文化大师、文学大师。“骂战”不能为文化赢得尊严，为精神赢得尊严，为作家赢得尊严。“骂战”不能建设和谐、健康和全面的文化生态、文学生态。“骂战”不能带来文化的繁荣、文学的繁荣。“骂战”更不是文坛的出路，文学的出路，作家的出路……

　　袁跃兴/ 文

　　文坛“骂声”连连

　　甫入2007年，中国文坛上出现的一个个焦点文化事件，其重要特征就是“骂声”连连。

　　一度淡出公众视线的王朔，今年一月复出文坛，对当下曾是焦点的文化现象，当下备受推崇的文化名人，当下流行的文化事件，以“骂”的方式，逐一进行了评点、批评和痛击。对“红学热”，他骂“红学家”是最无聊的一群，他“骂”为社会广泛关注的“80后”作家群，“基本不构成力量，基本是泡沫”。王朔更表示自己本能地不喜欢如余秋雨、张承志、北村这些自认为是知识精英的人……总之，这些言论火力强劲，麻辣十足，吸引了文化界、文化媒体的高度关注……

　　其实，王朔的“骂”并非文坛的新鲜事。一本名为《十少年作家批判书》，曾把韩寒、春树、李傻傻、郭敬明、张悦然等“80后”作家逐一“骂”遍……

　　而刚刚过去的2006年，文坛“骂战”已是硝烟弥漫，愈演愈烈。韩寒“骂”“文坛是个屁”，开始的“韩白之争”，让人看到了非理性、盲目性和粗鄙性的“骂声”的集中爆发。围绕庄羽状告“郭敬明抄袭”案中，仍是谩骂话语横飞……

　　文坛的纵容，文坛的是非不分，已使一些作家极端缺乏理性的、客观的、有分量的、让人服膺的文学批评能力，他们似乎不再把能够开展正常的文艺批评看作是一种文化职责，而是把“骂”、把打“口水仗”作为一种文艺批评的方式，甚至，当作一种“正常”的批评。韩寒批评徐志摩“抛弃了中文最大的优势和魅力”，质疑他的诗歌艺术和个人才华，不就是这样讲，“我很期待，有个实力相当的人，好好来骂我。我有时候真恨不得自己骂自己一顿？”

　　“唾沫横飞，板砖齐抡，口水味十足，惊世骇俗，就要刻意惹出点是非来，文艺批评转而变为人身攻击，造成文坛骂声一片”，“当下关于中国文学的争论越来越以娱乐化、八卦式的骂仗形式展开”……这几乎就是文化媒体对当下文坛现象总的概括和判断。

　　如此大量的“骂声”充斥我们的文化视听空间，再次印证了两年前著名作家蒋子龙先生所写《文坛可骂不可捧》对文坛是非不分，没有人情味，以怨报德，落井下石的反讽和暗讽，“当今文坛的一大怪现象：文坛可骂不可捧。无论在什么场合你千万别对文坛说好话，一说好话准惹事。相反，你对文坛骂得越狠，骂得越邪乎、越尖刻、越出新，就越令人解气，越能骂出个普天下传扬的轰动效应……”纵览当今文坛上所有的“骂”声，不是谁“骂”得最厉害，谁的声音最高，谁最能放下“作家”架子，谁就最能引起文化媒体的关注，最能吸引大众的眼球？

　　“骂”不是文学的出路

　　法国诗人、文艺批评家波德莱尔在《什么是批评的益处》中曾经谈到，“衷心的相信，最好的批评既能解人颐，又饶有诗意”，富于热情，怀着对文学艺术的热爱。如今文坛上的确是很少有这样的良性、健康的文化批评了。很少出现关于某部优秀作品的争论之声，某个文学观点的争议的声音，对文学美学新建树的贡献的叫好声……而我们的一些作家之间，不仅没有友善的探讨和商榷，没有清新扑面、春风化雨式的批评氛围，更没有对文学的爱、对读者的爱。

　　文坛流行骂仗，与长期缺乏良性的文学批评不无关系，而且绝大多数文学批评已经沦为变相的商业广告。文坛上一些作家开“骂”，或许是他的一种性情和品质的真实、率性流露，但却是盲目的，缺乏理性的，远离了文化的本质精神和文学真理的终极圭臬。骂仗的结果往往是，丑闻比作家更轰动，口水比作品更惊人，把公众对文学的热爱变质为对作家个人隐私、相互关系的窥探欲望，使作家群体的集体声誉遭到伤害和损失。大规模的、大量的“口水战”和“骂仗”，不仅让我们的文化环境充满混乱，更使文坛充满了浮躁、喧嚣之气……

　　“骂战”不能使读者亲近文坛，亲近文学，亲近作家。“骂战”不是文化批评、文学批评的手段。“骂战”不能诞生文化大师、文学大师。“骂战”不能为文化赢得尊严，为精神赢得尊严，为作家赢得尊严。“骂战”不能建设和谐、健康和全面的文化生态、文学生态。“骂战”不能带来文化的繁荣、文学的繁荣。“骂战”更不是文坛的出路，文学的出路，作家的出路……

　　作家遭遇“信誉危机”

　　有人说，如今有的作家炒作、娱乐化倾向行为已进入了“表演时代”。而如此大量的“口水销量”、“骂战”，是否标志着文坛进入了“骂战时代”？文化评论家一针见血地指出，文坛上这种大量的“口水”和“骂仗”的充斥和存在，已使作家开始遭遇前所未有的“信誉危机”，中国作家已由“精神贵族”变成了受争议的人群。文坛作家们的信誉遭到质疑，作家的文化的和职业的身份遭到质疑。

　　众所周知，这是一个娱乐化的时代，而且是一个“娱乐至死”（尼尔·波兹曼语）的时代，浸淫于这样一个甚至都可以把精神、文化、经典、传统、道德娱乐化的时代趣味和氛围中，很难想象一些作家他们的文化追求、人格特质、行为方式、价值取向，不会变得娱乐化，充满娱乐精神。而事实上也正是这样的一种情形。近年来，文学圈与娱乐圈的界限越发模糊，一些作家的作家身份和娱乐明星身份越发相似。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借鉴娱乐圈的手法，炒作自己。

　　去年极度红火的“新浪名人博客一周人气排行榜”上，两大“80后”作家韩寒、郭敬明分别排名第二、第三，变身为万众注目的娱乐明星。

　　这次王朔重出江湖，“骂”人，道歉，侃自己“靠点击率赚钱的书”，“给非著名演员王子文打官司”……做足了娱乐化色彩浓厚的文章。

　　作家娱乐化、明星化的结果就是，作家的文化身份的严肃和神圣的意义丢失了，作家的社会和文化精神的职责在娱乐化中模糊、消泯了，作家的文化价值、精神价值和思想价值被娱乐价值和商业价值取代了，表演、作秀、炒作、制造绯闻、上娱乐版、成为娱乐八卦新闻的主角、供娱乐大众消遣，成为了一个作家的日常的文化行为……

　　作家的人格和职责

　　有人说，今天整个社会对“作家”这个群体的认知正在发生混乱，作家这个阶层在扩大，形形色色、林林总总的人都在加入其中，因此，作家遭遇信誉危机并不奇怪，文坛的乱象也不难理解……实际上，这仅仅是指出了如今作家队伍组成人员分属于不同社会阶层的复杂化特点，作家“遭遇信誉危机”，其实更多的是他们在文化人格上、精神人格上和社会职责上出现了问题——“什么是作家？什么样的人才算作家？”才再一次被文化界严肃提出。

　　今天娱乐化时代的作家的身份，固然应该淡化那些传统的内涵和界定，具有多元的身份，多元的特征，但是，既然作为一个作家，其基本的文化人格、精神追求、文化理想和社会职责，却是不能缺失的。

　　一位作家应该明白，技术技巧之类可以使人成为作家，但人格——文化的、道德的和精神的人格——才是使人成为“大作家”的根本原因。

　　一位作家所从事的创作是一种个体劳动，但它绝非是一种个体事业，他不应仅仅满足于个人需要，而更须有现实的担当。作家应该重拾“志于道”的精神文化传统，加强创作与现实、与民族的联系，让“小我”向“大我”回归。

　　一个作家，他不能游离于时代的生活之外。作家是处于一个时代的伟大戏剧里的一个重要的演员，并且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把自我融入到国家民族的命运里头去，在作品中表现时代的真谛和气息。

　　一位真正的作家，乃是一位丰富了人类精神的作家；他确实增加了人类的宝藏；使人类又向前跨进了一步；他发现了精神道德上的毫不含糊的真理；或者他在那似乎无不周知、无不探究的心灵里显示了某种永恒的热情。他的思想是赞美事物的颂歌，他的情感是憎恶一切假恶丑的匕首。这种爱和恨构成了他的灵魂，构成了他的整个存在和他整个活动的唯一的、神圣的目的。

　　一位作家的精神生命应该是以他的作品作为一种文化存在方式的，正如尼采所说的，他的一生都在寻找他的读者，他点燃生命，使人幸福，给人震惊，唤来新的作品，成为决心和行动的动力，他由此获得了最幸福的命运，他年老之时可以说，他身上一切创造的、有力的、高尚的、澄明的思想和情感，在他的作品中继续生存着，即使他自己只是残灰，火种却到处复燃并且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