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访谈：回首走过的路不枉此生

　　曾宪梓

　　1934年生，祖籍广东梅县，幼年丧父，靠新中国的助学金读中学、大学，1961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中山大学生物系。

　　1963年，往泰国定居。1968年移居香港，创立了享誉世界的“金利来”名牌，有“领带大王”美誉。

　　现任金利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全国人大常委、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历年来，积极支持祖国大陆文化、教育、体育等公益性事业的发展，捐款已逾6亿元。

　　大笑，横眉，欢呼，落泪……73年风雨历程，传奇“红色资本家”曾宪梓敞开心扉——

　　文/本报记者孙朝方曾璇

　　三月的北京，春寒料峭。北京饭店一间温暖的客房里，曾宪梓博士停下来，笑吟吟地问：“行吗？”

　　两个半小时的访谈，他大笑，他横眉，他振臂欢呼，动情处潸然落泪。73年的风雨历程，他经历了怎样的艰难与困苦，守候着怎样的精神财富？这位传奇老人，用他的故事和人生，敞开了一个“红色资本家”的内心世界。“回首走过的路，不枉此生！”曾宪梓给自己做下这样的评语。

　　【年过古稀的曾宪梓，说起1963年从深圳罗湖离境时，竟然泪水盈眶，他为自己的“背叛”而难过。他的难过与他的眼泪一样真实。】

　　走过罗湖桥发誓:回报祖国

　　羊城晚报：1963年，是您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曾宪梓：我是一个山区的穷苦孩子，没有吃，没有穿，从小过的是苦日子。新中国成立后，土改的同志把我送到学校，我就用国家给我的助学金读完了中学、大学，1961年在中山大学生物系毕业。没有共产党也就没有我，是祖国抚育我成长的。1963年，因为父亲的泰国遗产问题，我离开了祖国。

　　羊城晚报：那是一个很难的抉择吧？

　　曾宪梓：那时我在广东省农科院工作，觉得就这样走，对不住祖国。出境过罗湖桥时，我忍不住回望海关楼上的五星红旗，心里很难过。曾宪梓啊，你就这样离开了祖国吗？我暗暗发誓：这次出去以后，一定要创造财富，将来有机会，用不同的方式来回报祖国。

　　宁可当保姆，不干“叛国”工作

　　羊城晚报：刚到香港，日子比较苦吧？

　　曾宪梓：是苦。但我想，只要不偷、不抢、不骗，什么工作都能去做。因此我到了香港，第一个半年呢，我就给我亲戚带小孩，人家就笑我你一个大学生，怎么来到香港带小孩呢，但我认为无所谓。

　　羊城晚报：当时亲友给您介绍一份政府部门的工作，您拒绝了？

　　曾宪梓：我姑丈是太平绅士，我是大学生，他就介绍我到港英政府农林处上班，薪水是普通工人的10倍。但我觉得，为港英政府做事，是“背叛”我的祖国，所以我宁肯给人带小孩也不去。

　　【说起广东，曾宪梓古铜色的脸上泛着笑意。25年前，他由一个商人成为政协委员，广东成了培养他政治成长的第一舞台。曾宪梓从政数十年，一如他生意的成功，传奇却又顺理成章。】

　　“广东是我的政治学校”

　　羊城晚报：您常说，报效祖国主要有两个方式，一个是尽可能推动祖国文化教育的发展，另一个是参政议政。能谈谈后一点吗？

　　曾宪梓：我在广东做了10年政协委员，这是我参政议政的启蒙阶段，广东是我的政治学校，培养我参政议政的意识、方式、方法。刚开始很紧张，我的第一次发言，两手都发汗哪。还记得我的第一个提案，华侨返乡如厕难，我就建议广东治理厕所脏乱差问题。

　　我在广东10年，每次开会，从开幕到闭幕，没请过一次假，尽职是义务与责任。我觉得，无论做什么，商会、社会活动还是参政议政，都是报效祖国的一种方式，我也是带着回报祖国的一种精神参政议政的。

　　进入全国人大，是周南推荐的

　　羊城晚报：当年是怎样进入全国人大的？

　　曾宪梓：1992年我进入全国人大，就想到底是谁推荐我参选全国人大代表的？后来才知道，是时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的周南。参加广东政协这么多年，我敢说敢做，而且没有私人的意图，周南知道我的人品、人格、理念，就向中央推荐我。

　　日本右翼分子扬言杀他全家

　　羊城晚报：您讲话大胆、率直，在香港是出名的，也因此得罪了一些人。

　　曾宪梓：刚好那时，彭定康来香港，提出个“三违反”政改方案，捣乱来了。可没人站出来啊，我又是“新兵”。后来就鼓足勇气，在人大会上讲话，我说彭定康来到香港到底为了什么？是来破坏回归平稳过渡呢，还是来培养将来没有港英时代的接班人？你搞这个小动作不行嘛。我也激动了点，我说要把彭定康赶出香港。回来后，有人告诉我，说明天李鹏总理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座谈，你把这个发言向总理汇报。

　　多年来，烧车的、写恐吓信、打恐吓电话的都有，日本右翼分子还扬言要杀我的全家。我这人敢说敢做，敢做就敢当，不怕任何人的讥笑打击！

　　【从见面的第一刻起，曾宪梓就让记者深深感受到他为人谦逊坦诚的一面。尽管每天要做肾透析，但他的精神很好。走过一遭“鬼门关”，老人对一些事情看得比生命还重。】

　　“我的生命，属于祖国”

　　羊城晚报：您多年来一直带病工作。

　　曾宪梓：我1995年就生病了，肾衰竭12年多了，中央对我很关心，1998年，香港医生已宣布我死刑了，说最多延长三四天的命，中央很关心我，在广东抢救了16天，我生还了。所以说，我的生命不属于我，是属于国家，我必须用我所有的事业，抛弃个人的一切，全心全意贡献国家。

　　我现在天天要做透析，随时会走的。但我有个坚强的信念，只要有一天，我就乐观对待，就努力工作，我对党对国家、对香港的一切事务，只要能做到的，都尽力去做。

　　为国家利益战斗到最后一刻

　　羊城晚报：您是香港唯一的全国人大常委，是否还会连任？

　　曾宪梓：1993年全国人大换届，周南私下告诉我准备推荐我做常委，我说这不行吧，当政议政我是“新兵”啊，很多工作正在学习。他说：你的胆量、智慧，一定是个敢于承担责任的人。第二年当选，我又感动又高兴、又觉光彩，也深感责任重大。

　　很多人问我，是不是还会连任人大常委？我唯一的表态就是，今生今世为国家的利益战斗到最后一刻。即使不在人大工作，在文化、体育、教育其他公益事业，我也可以为国家做贡献嘛。我曾经说过，要做个不是共产党员的共产党人。现在回顾我走过的路，我想可以说一句话了：不枉此生。

　　【身为亿万富翁，曾宪梓在香港43年竟没上过一次歌舞厅、夜总会，不沾烟酒、不赌博，每餐消费10元，却捐赠了6.3亿元。谈及这些，老人却是轻描淡写。】

　　带动家人回报祖国

　　羊城晚报：您在文化、教育、体育等领域的捐赠，最多是教育。

　　曾宪梓：教育是立国之本啊！1992年我捐资1亿港元，与教育部合作设立了教育基金会。既奖励高等师范院校和教育学院的优秀教师，也奖励优秀大学生，已做了7年。

　　已资助的一万多学生，现在有的从名牌大学毕业，回到西部投身教育。他们对我说，也要帮助穷苦的孩子读书，我听了很高兴。

　　羊城晚报：捐这么多钱，您的家人怎么想？

　　曾宪梓：我现在捐了6.3亿元，800多个项目，我太太非但不反对，她也搞了很多慈善捐赠。我以前说，只要金利来不破产，曾宪梓不死，我就要报效祖国。现在这句话改了，金利来看来不会破产，但我会死的，那就让我的儿子继续做基金会，我对儿子说，你也要学会怎么回报祖国，不能只在口头上，要用你的实际行动来爱你的国家。我把儿子培养成了一个爱国者。

　　【曾宪梓一生没有和邓小平谋面，他说“这是一生最大的憾事”。这位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在曾宪梓心目中，被像神灵般敬仰。这份厚重的情感，在30年前就已经开始。】

　　提前大摆宴会，猜中邓公复出

　　羊城晚报：1977年，邓小平复出，您在香港设宴欢呼，有人说你得到了内幕消息。

　　曾宪梓：哪里知道什么内幕消息啊！凑巧估中而已。“四人帮”倒台后，我一直很关注谁会出来领导国家，算来算去，最大机会的就是邓小平同志。但是那个时候，一点消息都不知道。我估计，当时正在开中央会议，礼拜六大会结束，可能就是宣布邓小平复出的时候。我就大摆宴会，结果下午就接到消息了。

　　“回归”一刻现场高呼：祖国万岁

　　羊城晚报：1985年，您又大开“流水宴”。

　　曾宪梓：那是《中英联合声明》签署后的第一个国庆，我组织宴开136席，1000多名宾客开怀庆祝，从下午4时到晚上10时，我让人反复播放《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歌唱祖国》等爱国歌曲，热闹啊！

　　羊城晚报：那个时候（港英时代）你就敢放这样的歌？

　　曾宪梓：敢，为什么不敢？已经开始回归了，香港是我们的地方。中国人嘛，他们不敢我敢。我这人不怕神、不怕鬼，我怕什么？爱国情怀是可以自由表达的。

　　羊城晚报：您见证了香港回归历史时刻。

　　曾宪梓：是啊，回归那一刻非常激动。香港终于回来了，所以我也不顾那么多，在现场就振臂高呼“祖国万岁”。没有邓小平，就没有中国今天的进步和富强，也没有香港的今天。真正伟大的、负责任的政治家，就是在历史重要时期，敢于作出最实事求是、最正确的抉择，勇于对历史和未来交代。邓小平就是这样一位伟大的政治家，我们怀念他。

　　羊城晚报：香港回归时，您是首批被政府授予大紫荆勋章的香港知名人士。

　　曾宪梓：7月2日，这是香港勋衔制度中最高的荣誉，授予霍英东、邵逸夫等12人，我是最年轻的。那是我最光荣的时刻，更感到在今后的“一国两制，高度自治”的日子里，我必须尽我所能做好分内工作。

　　本报记者侯恕望摄

　　（倩茹／编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