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经济学者不能只做“账房先生”

　　两会又至，政协委员、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再次成为各路媒体“围攻”的焦点人物。他对社会各界普遍叫好的春运火车票价不上浮提出了自己的不同见解，认为这一政策不仅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还造成了三个有害结果：一、许多人连夜排队买不着票，排队成本增高；二、黄牛党横行，票价高涨，更多人难以负担；三、权力凸显，“批条子”的现象严重。他认为，这一做法不符合市场经济原理，可能造成价格扭曲、资源配置低效，使意图得到好处的人，并未得到好处。（据《广州日报》报道）吴敬琏先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虽千万人而吾往矣的气概令人敬佩，但我以为他坠入了经济学迷信的陷阱而不自知。众所周知，他所说的“三个有害结果”并不是春运票价不上涨的结果，而是早已有之。如果采取涨价而给打工者补贴的办法，在现有“有害结果”不除的情况下，在补贴问题上势必增加腐败的空间，纳税人还得为此再多付一笔冤枉钱。

　　更本质的问题是，铁路是垄断性的公共事业，并不是单纯市场调节的结果，没有理由借市场之名春运涨价。

　　还有一个本质的问题，中华民族春节共有的“家园梦想”是千百年来国人的文化情结，并不是单纯的经济运行结果。不管涨价还是不涨价，在运力不足的情况下，春运一票难求都是个基本事实。而国家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必须以不断满足人民的经济和文化需求为要务，而不能试图通过涨价降低民众的刚性需求来达到所谓的“资源平衡”。第三个本质问题：在当前情况下，春运期间不管涨价与否，铁路部门都必需要调整增加运力，而如果整体运力不足，再涨价也难达到供需平衡。因此，春运涨价并不能给群众带来太多福利。

　　在这个本来很容易说清楚的问题上纠缠不清，暴露出我国经济学界的某些经济学迷信现象，一些经济学家做了账房先生，以为靠简单的扒拉算盘就能解决一切社会问题，就连吴敬琏先生这样令人尊敬的经济学家在某个具体问题上也未能幸免。比如，中国改革开放快30年了，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但经济学界“廉价劳动力是竞争优势”、“劳动力成本一旦上升，企业利润受到影响甚至破产，最终会减少农民工的就业机会”、“提高工资危险”等说法一直占据主流。但政治经济学中的另一基本矛盾，就是“日益扩大的社会生产力与不断萎缩的社会消费之间的矛盾”不容忽视，有一个数字做比较：日本1960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395美元，1961年开始实行国民收入倍增计划，1987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17142美元，一跃超过美国。

　　中国改革开放近30年，生产了占美国30%的消费品，但工资水平仅为美国的4%，导致近年来中国经济越来越受困于生产过剩而内需不足，同时高失业下的民工荒问题也越来越突出。

　　一个不断发展的社会希望经济学者不仅仅满足于数字逻辑，而是努力寻找更广泛和深远的文化逻辑、政治逻辑。比如尤努斯的乡村银行思考和实践的是穷人的信用问题；秘鲁著名经济学家赫尔南多·德·索托思考的是穷人的“死资产”如何成为“活资本”问题；布坎南和阿玛蒂亚·森走得更远，前者思考的是民主的决策成本为何最小，后者思考的是民主与饥荒问题。

　　相形之下，需要中国经济学界思考的问题还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