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硬约束缺乏导致教育投入不达标

童大焕（北京媒体从业者）

　　1993年，国务院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到2000年，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要占GDP比重的4%.但直到去年，4%目标仍未实现，甚至2005年的教育投入比例还不如2002年。对此，今年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人大校长纪宝成抬高“嗓门”质疑财政部门：“教育投入要达到占GDP4%的目标写进了中央全会的决定，还是决定中惟一一个数量指标。财政报告中是否可以把我们距离这个目标还有多远写明呢？”（昨日《北京青年报》）

　　由于对公共财政缺乏硬约束机制不健全，甚至有些地方政府的财政报告被当作机密，人大审议时匆匆通过，很多

人大代表“看不懂”，导致人大对财政收支缺乏应有的约束力，政府“自收自支”使行政经费过高，严重挤压了公共财政中应有的民生支出。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张肖透露，2006年的4万亿元预算支出中，支撑国家机器运转支出1万多亿元，经济建设1万多亿元，包括科教文卫、劳动保障在内的总支出才1万亿余元，其他方面1万亿余元（《新京报》3月7日）。几千万行政事业单位人员的总财政支出已经明显超过全国10多亿人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的总支出。

　　行政支出多，公共支出少，几乎每年两会代表委员都有议论，但情况没有较大改观。究其原因，关键是缺乏“动真格”的机制。想当年，日本在

二战以后确立了科教兴国的国家战略，从此动了真格，科教兴国和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使其在不到30年时间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一跃而超过美国。当时，一些官员为了筹措教育经费，几乎都要被逼得跳楼。

　　我们也需要建立类似的机制。一方面，财政预算和政府的支出必须全透明。不仅对人大代表透明，还要对全社会透明。

　　政府的一切支出，大到办公楼，一辆车，小到一台电脑，一餐饭，价格多少，在哪里买的，等等，都要公开，接受公众监督；二是要有明确的规划和问责，任何民生项目，经过地方人大民主讨论，确定一个完成公共投入的时间表，并明确相关责任人；三是把高居不下的行政成本降下来，科学地确立政府行政支出和公共支出的合理比例，每年把这个比例的数字拿出来，接受公众的监督。这样一来，那些置民生之难不顾，习惯于大手大脚挥霍公帑的官员，才会知所进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