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值得反思的是科研体制上的差距

　　□张贵峰

　　“近两年来，尽管我国学科发展取得一些重大突破和重要进展，但是从整体来看，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仍然存在较大差距，自主创新的环境依然不尽如人意，自主创新的能力依然较弱，特别是在四大领域(地质、机械工程、冶金、航空)与发达国家存在很大差距”，在日前举行的“2007年中国科协学术建设发布会”上，中国科协副主席白春礼院士表示(3月21日《人民日报》)。

　　无疑，白院士的讲话，为我们道出了一个有关我国科研水平总体状况的基本事实。其实，如果仅从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地位来看，这样的事实，并不多么让人意外，也并非不可接受。

　　但问题是，真正决定一个国家科研发展水平、先进程度的，并不仅仅是人、财、物这样一些外在资源条件，更关键的是背后引导并配置这些资源的科研体制、制度环境。因此，当前更值得反思的，在笔者看来，不能只是表面科研水平、具体科研成果上反映出的差距，而应是这背后折射、暴露出的科研体制本身的巨大差距。

　　检视当前我国科研体制中的种种弊端，不难发现，其与发达国家相比最核心的差距其实在于，它是一种“官本位”的，高度行政化、权力化的体制。这集中表现在，权力贯穿并支配、垄断着科研学术管理的各个方面——如科研项目的立项、审批，科研经费的分配、使用，科研人员的职称、待遇，科研机构的管理和身份定位，科研评价的标准、尺度等等，“说了算”的无一不是权力。于是，我们有了所谓的“处级教授”、“副部级大学”等等匪夷所思的名号，以及“学而优则仕”、“官大学问大”之类科研怪象。

　　然而，真正具有创新活力的科研，显然是不需要、也禁不起这样的侵蚀的，这正如中国科学院院士、全国科协主席周光召曾尖锐指出的：要搞科研就不要去做官，要做官就不要去搞科研。做官和搞科研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价值体系。因为就本性而言，权力与科研学术两者无论在内在品质、还是行为模式上均是格格不入的，前者讲究的是自由、平等，需要的是一种不拘一格、充分张扬个性的对话、探讨机制，所谓“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而后者，对应的则是一种组织化、等级化的科层秩序结构，要求的是“上命下从”的行动逻辑。那么，生硬强行地将二者捆绑在一起，结果必然是，科研学术内在生态秩序的混乱和品格的丧失。

　　毫无疑问，科研体制上的这种差距不仅相当程度上决定了我国当下的科研水平，而且也必将决定我们未来科研发展的水平和潜力，并最终成为我们能否缩小差距、乃至赶超发达国家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