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管理应更民主”——对话张鸣

　　□本报记者戴敦峰

　　记者：为什么要向大众公开自己和院长之间的矛盾？

　　张鸣：公立大学是用纳税人的钱办的，学生还交了学费，因此他们的家长和学生们理应知道一切，他们有权知道一切。如果这个问题能够引起讨论而且能够有所改善，那么我个人的得失、荣辱也就无所谓了，我也觉得值。

　　记者：高校行政化和官僚化的根源何在？

　　张鸣：整个的结构官僚化，学校里所有的干部、院系管理人员都变成了官员，都是通过层层任命的。农民还可以选村长，多数大学，教师连选个没有实权的系主任的权利都没有。所有都是任命，看听话不听话，所有的环节完全按行政操作。

　　所有的学术评审，不管是评奖还是资格的认定，评委委员只看你是不是官，不看你是不是专家、你的学术地位，只是官大学问大，大评审要大官，小评审要小官，而不看大家是否公认你有资格去评审别人。

　　一旦你成了院长，你就可以进入各种评审机制，就有权评别人，也可以跟别人进行利益交换，这种潜规则在学术圈已经非常牢固了。特别这几年，一个文科的课题动辄几百万乃至上千万，乃至上亿，这是巨大的利益呀，大家心思不是用在怎么做学问，而是怎么瓜分利益。

　　记者：高校教育的行政化、官僚化，对教育和学术造成了什么样的损害？

　　张鸣：高教行政化、官僚化对教育和学术造成的损害可以说是致命的。在学术上它造成了“行政指挥下的学术”、“行政导向的学术”，事实上学术已经变成了行政的“婢女”。另外一个方面使得本来是作为同事、作为学术同行的教师变成了本单位领导的下属，导致了严重的学界“奴才化”倾向。

　　这样“奴才化”的倾向使得学生也是尽可能地磨去棱角、泯灭个性，让他们变成听话的乖孩子，创造力被完全扼杀了。这样的大学培养出的学生会使得中国离创造型、创新型国家越来越远。

　　记者：那如何才能克服高校教育的行政化、官僚化的倾向？

　　张鸣：最主要的是给教师、给学生一点权利，建立一种比较有效的机制，监督和遏制学校官员包括院系官员的这种近乎于无限的权力。比如说决定学术评审、职称评审，应该由老师们投票选出来，也就是各项事务更民主一些。

　　现在的大学管理体制比外面的行政体系还缺乏监督。高压下教师们不敢说话，成了一个普遍现象。所以影响到学术研究，学术研究在行政高压之下喘息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