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典型的“集体谋杀案”

　　这个标题并非故作惊人之语，虽然我要说的事情并不血腥，但是我认为它比血腥更为可怕———它谋杀的不是肉体，而是思想；它并非出自恶念，而是源于善意；它并非不同寻常，而是我们的日常生活；在这个案子里甚至没有坏人，表面上看大家都是受益者，但其实人人都是受害者。

　　这是我读了3月15日《南方周末》一篇报道后的感受。这篇报道有一个非常准确的标题：“‘集体’是谁？”说的是今年央视春晚一个节目背后的故事。这个节目是打工子弟诗朗诵，那首诗题为“心里话”，作者署名为“集体创作”。报道揭示这首诗的原作者是北京一所打工子弟学校的校长秦继杰，他被迫违心地放弃了作品的署名权，眼睁睁看着自己的作品被篡改。

　　这个节目打动了许多观众，同时因为其中的两句诗而遭到广泛的质疑。这两句诗是：“别人与我比父母，我和别人比明天。”有人认为它过分功利和庸俗，更有人认为它认可并劝导人们接受不平等的现实，而且分明是糊弄穷人的谎话———没有今天何来明天？起点不公平，过程也不公平，如何迎来结果的公平？这两句诗被当作反面形象在网络上广为流传。

　　有意思的是，这两句诗，正是央视“集体创作”添加上去的。原作者秦继杰在正式演出前听到了这两句诗，也觉得很生硬。他认为篡改者根本不了解打工子弟，他们的自尊心不允许强调自己的父母。

　　绝非巧合，这些篡改十分典型地展现了央视“集体”是如何篡改民间声音、漠视民间情感、抹杀民间思想的。他们有一整套现成的观念和娴熟的技法，把真实的变成虚伪的，深情的变成轻浮的，厚重的变成空洞的，尖锐的变成圆滑的，生动的变成呆板的……以适应报道中所说的“春晚语境”。又比如这首诗的原标题叫“我是谁”，是那些从小随父母生活在城市却被城市拒绝、身世飘零的孩子们对社会沉痛而尖锐的追问，却被央视“集体”篡改为“心里话”，成了软弱的温情的告白，而且以一句“我和别人比明天”的阿Q精神把他们遭遇的所有不公不义化解为零。从某种意义上说，篡改后的诗作的表达走向了原诗的反面，成为央视屏幕上又一个蒙骗百姓、讨好领导的点缀。

　　我这样说一定会让那些煞费苦心的央视编导们感到委屈，那些被节目感动的观众也会觉得我过分苛求，这正是这套集体主义机制的成功之处。应该说，这个案例虽然典型，但并不完美。真正完美的是，尽管声音被篡改、思想被抹杀，但是所有的人都感到满意。这个案例的不成功之处在于，诗歌的原作者秦继杰感到很不满意。

　　正是对那两句诗的不满意，促使他给广电总局写信，希望通过追讨署名权而与央视沟通。据央视编导对记者解释，当时离直播还有三天时间，更改署名要层层上报，“确实来不及了”。无可争议的原作者找上门来，三天时间竟然改不了一个署名？竟然要层层审查，是审查作者是否冒名顶替呢，还是他的家庭出身和思想面貌？这就是一架“集体”机器的可怕之处。最后，编导又是通过集体主义话语，成功地对原作者的著作权进行了剥夺———他“开玩笑似的”指着那些正在排练的学生说：如果你揪住这个问题不放，节目因此而上不了，最伤心失望的就是这些孩子了。这一套使秦继杰毫无反抗的余地：“我当然要顾全大局，这还用说？”于是他违心地签了一份放弃署名权的合同，无可奈何地看着那两句“生硬”的诗句在“集体创作”的名义下被塞进自己的作品。

　　而又正是这些刀砍斧凿，反倒让篡改者们从法律上找到了自我辩解的证据———编导对记者说，这些改动正是“集体创作”的证明。无论法律是否饶恕，这里面都有些无耻的味道。我这里讨论的并非法律问题，而是每天都可能在我们生活中发生的思想谋杀事件。

　　刘军宁先生曾经撰文比较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他说，“‘集体权利’的概念（即权利属于集体，而不是属于个人）意味着‘权利’属于某些人，而不是另一些人，某些人具有任何他所喜欢的方式来处置其它人的权利，这些特权还包括许多其它僭取的权利”。“集体”是谁？这是一个值得反复追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