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奇人王云五——评金炳亮著《文化奇人王云五》

　　文/张云芳

　　最近阅读林雄、欧初主编的《广东历史文化名人丛书》中的《文化奇人王云五》一书，将近14万字的篇幅，把“文化奇人”王云五92岁的传奇人生，活灵活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王云五的“奇”，奇在小学都没毕业，却做了大学教授；夜校学的英语，却是胡适的英文老师；一个小秘书，很快做了教育部的司长；小书局都经营不下去，转眼成了全国最大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的顶梁柱；一个出版社的老板，摇身一变，却做了国民政府的财政部长；从小体弱多病，却活了92岁的高龄；他还发明了四角号码检字法；还培养出了台湾第一个博士；他是学问家、教育家、演说家、出版家、发明家、政治家等等。小学都没有毕业的学历，却最终成了许多“家”，你说奇不奇？书的“引言”，把读者引入追溯王云五扑朔迷离的传奇人生之中。

　　本书最成功之处，就是揭示了王云五在商务印书馆的经营活动。有人曾把北京大学和商务印书馆作为中国现代最重要的两个文化机构。北京大学在1920年代成功地实现了现代转型，成为中国最知名的大学和现代民主政治的发祥地。而商务印书馆由于思想上的保守和经营上的失误，发展几度受阻甚至停滞。对此，曾经把商务印书馆引向快速发展之路的商务印书馆核心人物张元济、高梦旦等认为，必须改革用人方式，大胆启用新人，特别是经过新文化运动洗礼的西学人才。经胡适的推荐，王云五在合适的时间(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合适的地点(上海)和合适的场合(商务印书馆寻求变革)，及时地被张元济、高梦旦这样一群具有识才的眼光、用才的胆略的人所重用，王云五在商务印书馆施展了他的聪明才智，干出了一番不同寻常的事业。

　　王云五在经过周密的调查研究之后，于1921年11月向张和高提交了一份《改进编译所意见书》。这份意见书引用了现代管理科学的方法，大胆改革企业管理制度，其内容包括:工效挂钩；资源共享；业务重组；团队协作；开发潜在市场；人尽其才；合理分配这七项改革措施。这说明王云五在经营管理上确有突出的才能。

　　1921年12月前后，王云五正式就任商务印书馆第四任编译所所长之后，按照上述改革意见书陆续进行。首先，王云五对编译所的组织架构进行了改组，使组织机构更加合理。其次大量引进人才，短短两三年内，人员比原来增加了两倍以上，对原有人员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革。最后，出书方面大胆创新。出书方向由主要面向学校，转为面向学校和面向社会并举；以公共图书馆为主要服务对象，创编大型丛书《万有文库》。改革带来的新气象和显而易见的成效，使编译所内许多编译专家打消了对王云五这个无正规学历、无学术声望、无资深经验的“三无”外来者的诸多疑虑，为王云五带领商务印书馆向更高的目标进发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30年3月，王云五出任商务印书馆第五任总经理一职，随后赴日本和欧美各国考察，学习西方的科学企业管理方法。返回后提出“本馆采行科学管理法计划”，拟在商务印书馆推行。这份数万字的计划，王云五所依据的主要是被誉为“管理之父”的美国工程师泰勒的思想。但这份计划在各种势力的反对下，第二年宣告流产。但王云五并未因此而承认失败，而是暂时放缓实施步伐，调整策略。

　　1932年，日本在上海发动“一·二八”事变，商务印书馆遭到日军大炮猛烈轰炸，30余年苦心经营之事业，化为灰烬。1932年7月，商务印书馆复业，王云五重新推行科学管理法，使遭到重创的商务印书馆在短短半年内复业。此后，商书馆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到1936年，商务印书馆出书数量为全国之最，出版总量占全国的一半以上。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化与学术出现前所未有的繁荣，与王云五和商务印书馆有密切关系。抗战时期，王云五临危不惧，为谋求长远的发展，把目光放在香港，正式成立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并亲自坐镇香港，对各地分馆作出适当调整，实现“战时体制”。在这样艰难时期，商务印书馆仍然取得相当成绩，为抗战时期中国文化教育作出极大贡献。

　　1997年，在商务印书馆建馆一百周年之际，有学者认为:“如果没有王云五那一系列重大的出版计划，如果没有王云五及其同人在战时所有的艰苦奋斗，不但商务印书馆的历史要改写，贡献中国出版史中的某些篇章也要改写。”此话并非虚言。本书用将近一半的篇幅描述了王云五在商务印书馆驰骋数十年的历史，把一个在出版界获得成功的王云五推介给读者。有人把王云五在商务的出版活动，概括为“四百万”。“四”是发明四角号码检字法，“百”是出版百科全书，“万”是出版《万有文库》。作者对王云五的定位是:“王云五的成功主要在商界即出版界，而最大的成功又主要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界才是他的本位，做学问有点勉强，而从政则完全是一种错位。”这一定位是比较准确的。

　　本书成功之处，还在于提示出王云五在事业中愈挫愈奋、愈战愈勇的个性。王云五出生于上海，上海这个“显险家的乐园”铸就了他精明个性。但王云五从来没有把自己当作上海人，反复强调自己的籍贯是香山(今中山)，他自认“有十足的广东人的神奇。”抗战最困难的时候，报界以“广东精神”概括他将商务印书馆三度复兴的艰难险阻:“广东人所有的长处，他全有。广东人性格豪爽慷慨，明朗实在，刚强，不屈不挠，而又剃刀一般锐利而睿智。他把这些特性集于一身。广东人多勇猛精进，顽强冒险；但在遇到挫折时却也能够达观。”今天广东各界讨论形成的“新时期广东人精神”，即:敢为人先，务实进取，开放兼容，敬奉献。在王云五身上也有突出体现。

　　我们褪去王云五的意识形态色彩，还他“文化人”的面目，他引进科学的管理方法，改造、经营大型的文化企业，并取得的经验，在今天还有借鉴意义。他那愈挫愈奋，愈战愈勇的精神，对今天还有启迪作用。

　　(作者系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山大学原副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