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惟楚有材”的版权之争说起

　　(资料图：岳麓书院)

　　参观过岳麓书院的人大都会有这样的感受：无论用什么语言来评价她，都可能流于浅薄。

　　1989年2月7日，身为高中生的我，在一位老乡的掩护下，以湖南大学学生的名义混进了这座千年学府。当时对这所学院没有任何了解，所以只走马观花在里面转了一圈。除了门口那副“惟楚有材，于斯为盛”的名联外，我只牢牢地记住了里面的一副对联：院以山名山因院盛千年学府源于古；人因道立道以人传一代风流直到今。

　　说岳麓书院是“千年学府”是一点都不夸张的。学院创建于宋太祖开宝九年（公元976年），距今已1030年，为我国古代四大书院之冠。公元1015年，宋真宗召见山长周式，并赐书“岳麓书院”四字门额。宋代著名理学大师朱熹、张栻二人主持讲学期间，是岳麓书院全盛时期，学生达1000人。当时民谣说“道林三百众，书院一千徒”。其时书院还被称为“潇湘洙泗”，与孔子在家讲学的地方齐名。此后，数经兵灾，屡经修复，到清康熙年间，书院又有大的复兴。康熙以“学达性天”赐给书院，乾隆亦赐书“道南正脉”匾额。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改为高等学堂，1926年改为湖南大学。

　　书院最引人注目的是门口那副“惟楚有材，于斯为盛”的名联。这是一副典型的集句联，上联“惟楚有材”出自《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原句是：“虽楚有材，晋实用之”，下联“于斯为盛”出自《论语•泰伯》“唐虞之际，于斯为盛”。楹联撰于嘉庆年间，时任山长袁名耀出上联，贡生张中阶对下联。很多人以为该联过于狂妄，其实是对其内容的曲解。“惟”在这里不过是个语气词，“惟楚有材，于斯为盛”就是说“楚国出人才，而这里的人才又最为兴盛”。李鹏早年参观书院时，留下了“楚材斯盛”的题辞，其对对联意思的理解是十分准确的。如把“惟”作“只有”解，上联的意思就变成了“只有楚地有人才”了，这显然是荒谬的，恐怕连春秋霸主楚庄王也没有这样的底气。

　　学术界近年来考证成果颇丰。据媒体报道，2004年，湖北学者邵学海经过多年“考证”，宣称岳麓书院的“惟楚有材”其实是抄袭于已被毁的武昌贡院。该学者引用大量似是而非的证据，证明“惟楚有材”挂在武昌贡院的历史比挂在岳麓书院的历史要长一百多年。登时，湖北的新闻界像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很多媒体对此大加炒作，“湖北应争回‘惟楚有材’的版权”之类的声音不绝于耳，颇是热闹了一把。

　　邵氏的考证是否有意义、是否属实，姑且不论。而对于现在舆论关于“惟楚有材”的“版权”属于湖北的说法，窃以为用“无知”来形容，可能会比“无聊”更为恰当。稍有常识就会知道，湖北和湖南同属楚地（楚国最强盛的时候还包括今河南、安徽、江苏、浙江、江西和四川，只有今天“楚”在一般情况下才特指湖北）。一块“惟楚有材”的破牌子，不论是挂在长沙，还是挂在武汉，都是挂在楚地，又何来版权一说？要是按照这种逻辑，“惟楚有材”也不能挂在武昌，只应该挂在“楚国”的国都荆州；而“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标语，也只能挂在北京了。

　　好在邵学海在其发表于《江汉论坛》的论文中还曾坦率地承认：“‘惟楚有材’是对明季两湖人才状况的总结，也是中国文化重心南移的表征”“不过，恰是岳麓书院的盛名，‘惟楚有材’得以传布天下”。他还引用王夫之的话证明明朝以来两湖地区和吴越地区人才之盛：“洪（武）永（乐）以来，学术、节义、事功、文章，皆出荆（指两湖）扬（指江浙）之产”。

　　要从语言文字的角度来说，“惟楚有材”如果真是首先挂在武昌，窃以为并不见得是武昌之荣。岳麓书院门口的“惟楚有材，于斯为盛”作为一副集句联，虽然对仗不十分工整，但语意连贯，一气呵成。但是把“惟楚有材”剥离出来之后，你就会发现问题了：如果“惟”做语气助词用，这四个字就不符合古汉语的习惯，成了无病呻吟之语；如果“惟”作副词“只有”解，这四个字就藐视了全世界，成了狂妄之语。即便我们取前一层意思，一块“惟楚有材”的牌子孤零零地挂在那里，可能也避免不了“夜郎自大”的嫌疑。

　　那么，在古代，地处南楚之地的岳麓书院，究竟有没有资格代表楚地挂出“惟楚有材，于斯为盛”的对联呢？我想余秋雨先生作为一名江浙籍学者的发言更为客观。他的散文《千年庭院》对此作出了公允的回答。有人认为岳麓书院的著名授课者大都不是湖南人。我相信这是千真万确的——就像我相信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的著名教授大都不是北京人、耶鲁大学的著名教授大都不是康涅狄格州人一样。岳麓书院的精神坐标和价值体系，受唐时湖南老乡、理学创始人周敦颐影响甚大。周主张在学术思想上要有自己的特色和主张，强调从人性、物性中寻求万物所共同的性；强调践履，倡导经世务实学风，反对离开实用空说性命；强调融汇众家之长。这一切，为岳麓书院扎下健康而茁壮的文化根系，也使书院声名远播，吸引了大量海内最高水平的教育家，其中包括可称世界一流的文化哲学大师朱熹、张栻、王阳明、王文清、王先谦。

　　有文章评论说：“朱、张会讲时，分别是37岁和34岁，却都已跻身中国学术文化的最前列，他们用精密高超的思维探讨着哲学意义上人和人性的秘密，有时连续三天三夜论争都无法取得一致意见，听讲的学生也加入论争，发表自己的真知灼见。论争的结果是两人越来越佩服对方，都觉得对方启发了自己，使两人以后的学术道路更加拓展了，更增进了学术友情，开创了师长学术文化教育的高尚典范，影响和启迪了一代又一代的大师与莘莘学子。”看来，究竟是大师抬举了岳麓书院，还是岳麓书院成就了大师，是一个耐人寻味的话题。

　　不得不提的是书院的校训和校规。书院的讲堂檐下高悬着一块“实事求是”匾。“实事求是”源于《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1917年成为岳麓书院校训，旨在教育学生从社会的实际出发，求得正确的结论。这一校训深刻影响了曾在此求学的毛泽东。后来，“实事求是”被毛泽东赋予了新的时代精神，成为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和中央党校的校训，也成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和中国共产党思想路线的内核，对中国的命运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岳麓书院的校规也是非常严格的：时常省问父母，朔望恭谒圣贤，气习各矫偏处，举止整齐严肃，服食宜从俭素，外事毫不可干，行坐必依齿序，痛戒讦短毁长，损友必须拒绝，不可闲谈废时，日讲经书三起，日看纲目数页，通晓时务物理，参读古文诗赋，读书必须过笔，会课按刻蚤完，夜读仍戒晏起，疑误定要力争。这些规矩既有对学习纪律的严格要求，更有对正确的为人处事方法、学习方法和经世致用学风的倡导，至今仍被湖南很多学子奉为圭臬。

　　有趣的是，作为今天国内超一流的高等学府，地处湖北的武汉大学和华中科技大学的校训分别是“自强、弘毅、求是、拓新”和“明德、厚学、求是、创新”，不仅其中的“求是”是“抄袭”自湖南岳麓书院，其余的也分别“抄袭”自《周易》《论语》《礼记》《大学》等。不知道邵学海先生和一些注重“版权”的同胞，对此又会有什么惊人之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