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之约

　　本报记者 潘婷

　　

　　初春的北京，春寒料峭。海军大院某会议室里，正在进行着一次特殊的采访。

　　会议室的门打开了，身穿病号服的方永刚在妻子的搀扶下慢步走进会场。

　　这位面庞清瘦、略显虚弱的军校教授一开口说话，便吸引住在场人们的目光。他洪亮的声音与消瘦的面庞形成鲜明对照，一种魅力从他的身上自然生发。

　　是什么力量，让这个身患结肠癌的人一谈起他用一生去热爱、尊崇、研究和追随的信仰，就会激情四溢？记者寻找着答案。

　　苦难经历引发他对信仰的追求

　　1963年4月22日，方永刚出生在辽宁省朝阳市建平县一个偏僻的小山村。在辽宁，朝阳是个穷得出了名的地方。在方永刚童年和少年的记忆里，更多的是饥饿和贫穷。

　　“文革”结束，“四人帮”被彻底粉碎，国家走上了正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农村开始发生巨变。当时，还在上初中二年级的方永刚意识到，农村娃可以通过读书来改变命运。

　　1979年，方永刚考上了县里最好的高中。上高中的日子非常艰苦：吃不起细粮，每顿饭只能吃硬邦邦的玉米面饼子；买不起食堂里的菜，他只好和另外一个同学合伙买一份菜吃；当菜也买不起的时候，他就用酱油兑点儿水，就着玉米饼子吃。

　　1981年，方永刚以优异的成绩考进

复旦大学历史系。到学校报到时，方永刚只带了一床旧被褥。“接站的老师和同学问‘你的行李、皮箱呢？’我说都没有，‘你们上海是亚热带，不会冻坏人’。”

　　上大学期间，方永刚得到了每月23.5元的甲等助学金。而当时的上海，一个有工作的人每月的薪水只有三四十元。

　　“当时我就想，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的新政策，我怎么可能过上好日子？”这种朴素的感情，成为他日后选择研究马列主义思想理论最原始的动力。

　　大学里恶补知识 忘情激辩

　　与在高中时就已饱读老舍、茅盾、巴尔扎克、雨果等中外文学名家著作的上海大学同学相比，方永刚只看过《暴风骤雨》和《金光大道》两本小说。在大学寝室的“卧谈会”上，方永刚经常插不上嘴。为了能“在屋里说上话”，方永刚开始泡图书馆，恶补知识。

　　大学一年级时，他读了古代、近现代小说80多本，外加唐诗宋词和中国文学史；第二年，他开始攻读西方文学史、哲学史；大三时，方永刚已经能和他的同学们进行激烈辩论了。

　　他辩论时的神态身姿，室友张杰至今仍然历历在目：“他一手插在裤子口袋里，一手指向前方，说话嗓音洪亮，到激动时还扭动一下脖子。”如此辩论姿势，被室友们冠以“列宁式”的雅号。

　　一般的同学对理论不感兴趣，但方永刚却以理论思维见长。“上大学时我一直在想，1840年以后，中国积贫积弱，为什么西方资本主义传进来，却没有救中国？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能够脱颖而出？为什么洋务运动，想从物质方面、产业方面去改变中国命运，却没有成功；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想从制度方面改变中国的命运，也没有成功？为什么辛亥革命以后，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中国的命运开始发生改变？”

　　方永刚在通读了马恩四卷选集、列宁四卷选集、毛泽东四卷选集，广泛涉猎萨特的存在主义、印象派、功能主义等各种流派思想后，开始主攻中国近现代思想史。方永刚不断地理性思考：在众多学说中，为什么马列主义能够引领中国走向成功？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能在沉沉暗夜中，找到民族复兴的正确道路？

　　科学理论对国家、民族、个人的命运都有着巨大的推动力。方永刚希望通过自己的传播，让理论为人们所掌握、所运用。

　　“没有科学信仰的人是不幸的人”

　　1985年大学毕业后，方永刚来到位于大连的海军政治学院（现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政治系），开始了他的军校政治教师生涯。

　　当光荣证被送到方永刚家的时候，全家人都哭了。当方永刚把第一个月的工资寄给父母的时候，他的父母“一个星期都没有去取，而是把汇款单拿给乡亲们看”。

　　1987年，方永刚被调入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室。那段日子，正是社会主义建设出现动荡的时期。1986年，戈尔巴乔夫出版《改革与新思维》一书，提出在苏联国内“走第三条道路”，实行多党制。随后的上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社会主义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有的人动摇了，开始怀疑甚至否定自己的马列主义信仰。这些严峻的事实让方永刚认识到：“如果一个党、民族、国家没有了信仰，如果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被自由化思潮所占领，后果是灾难性的。”

　　“没有科学信仰的人是不幸的人，我的信仰就是马克思主义。”方永刚说。

　　1992年，方永刚在党旗前庄严宣誓，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至此，他在坚定自己的马列主义信仰道路上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时代每前进一步，党的理论就发展一步，方永刚理论联系实际的研究也就跟进一步。从那一年开始，他也逐步进入了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研究的“丰产期”。他出版了大量的学术专著，并在报纸上发表了很有分量的理论文章。

　　1997年，方永刚经历了他人生中的一次大劫。5月8日下午，一场意外的车祸，使他的颈椎骨骨折。入院时，医生告诉家人，72小时不要离开人，他随时可能咽气。“为了做牵引，医生又在他脑袋上钻了两个眼，下了两个钩做牵引，整整吊了108天。”

　　尽管如此，他还是让爱人把书拿到病房来，他自己用手举着看。靠着一股韧劲儿，从一开始举不到3分钟就休息，到后来举着书能看上6个小时，手都不哆嗦。

　　在住院的3个多月里，他一口气看了43本书，还写了一本书——30万字的专著《亚太战略格局与中国海军》。在看书、写书之余，他还对着天花板给室友们讲历史，讲国际形势，“讲得大家都不愿意出院了”。

　　生命的约定

　　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召开。当时，学院要召开学习贯彻十五大精神研讨会。在家养病的方永刚靠看电视和听广播，躺在病床上写成了《立足国际战略高度加强海军质量建设》，并入选参加大会发言。

　　1999年，科索沃战争打响。对时局极其关注的方永刚一下子意识到，“从海湾战争到科索沃战争，8年时间美国打了两场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预示着世界新军事变革将呈现出许多新的趋势，这对我们军队发展的影响意义非常重大。”从那时开始，方永刚又把精力转向了世界新军事变革与我军现代化跨越式发展问题的研究。

　　2006年，方永刚到北京参加了总政在国防大学举办的全军首届军队政治理论骨干研修班。11月8日研修班结束时，方永刚作为学员代表在结业典礼上发言。这个发言稿他写了一天一夜。“第二天凌晨两点写完稿，两点半时，我的胃肠炎就发作了。”

　　一直对自己的身体很有信心的方永刚怎么也想不到，这不是什么胃肠炎，而是癌细胞已经在自己的身体内扩散。

　　从北京回到大连，方永刚被确诊为结肠癌。他开始接受一次次的手术和化疗。虽然身体日见消瘦，但是，病房里的方永刚还是保持了当初那个农村娃的坚韧和乐观。

　　方永刚微笑着憧憬着自己的未来——

　　“今天早上，阳光初升，我站在窗前看到外面的柳树已经绽出了柳芽，我心里一动，许了几个愿：我和春天有约，在春暖花开的时候，我要走下病床，走出病房；我和夏天有约，艳阳高照的时候，我要和全军的战友一起庆祝人民军队的80岁生日；我和秋天有约，枫叶红了的时候，我要和全国人民一起迎接党的十七大召开；我和冬天有约，白雪皑皑的时候，我要再次走上我心爱的讲台……”本报北京4月2日电

　　照片：方永刚在海军接他转院的专机上信心百倍地向前来送行的人表示：“我很快就会康复，回到三尺讲台上！”钟魁润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