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落寞”:全球性遇冷难题

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4月04日03:46 浙江日报

  宋兆霖说,近三四年来,在“重读经典”的号召下,外国文学经典在中小学似又红火起来,仅教育部指定的初、高中必读书目52种中,即有外国名著23种。但即使如此,阅读效果似乎仍然不彰。

  “目前的应试教育体制极大地损害了青少年的阅读兴趣,学生不得不把大量时间放在读应试教材上,根本没有时间读经典原著,另外有些经典导读书把经典解构得七零八落,反而使读者失去对经典的阅读兴趣。”张德明说。

  “‘悲剧净化人的心灵’。我的确非常爱好文学作品,但我们爱好一件东西,并不是想从这件东西得到什么。爱好应该是最干净的一件事,最美好了,就像爱情。文学艺术,一开始就是以‘游戏’的方式展开的,也让她以‘游戏’的方式终结吧。” 大学生赵甫说。

  但张德明认为,不少中国人读书,多是功利主义,“临时抱佛脚”,即使读《三国演义》,也是试图从中读懂计谋和诈术,以便在职场上使用。读《水浒》,读出来的是无法无天、杀人如麻,毫无忏悔之意。

  与此相对应的是,根据全国国民阅读与购买倾向抽样调查(2006),六年来,我国国民阅读率持续走低。1999年首次调查发现国民的阅读率为60.4%,而2005年为48.7%,比1999年则下降了11.7个百分点。

  “古代读书人读经,也并非是为了读出圣人之意,而是藉此作为官场的敲门砖。现代人读书,一是消遣、时尚,二是职场指南。在讲究实用主义的今天,经典也被按有用、无用进行划分了。”张德明说,“其实,阅读经典并不是为了得到某种文学知识,知道什么作家写过什么作品,或什么作家属于什么流派,这都是非常肤浅的,阅读经典能使人获得一种人生智慧,而现代人缺少的恰恰是智慧,而不是知识。”

  而在国外,传统经典面临同样的问题。海外学人林达在《带一本书去巴黎》中说,一位在大陆长大的旅美学人,曾经为了获得哪怕一篇字纸,往往不得不交出自己惟一的拥有物——自尊,去交换那点可怜的信息。而现在他出生在美国的儿子,哪怕有第三只眼睛,也只肯看电视而不是书的时候,这位老先生竟伏下已经苍白的头,大哭了一场。

  “电子时代,中外几乎同步启动。”宋兆霖对此冷暖自知,“我的下一代都学理工科,第三代呆在电脑前的时间,远多于书本。”

  虽然他翻译的作品堆起来不止一人高,但他的后辈,几乎没有人对这些书感兴趣。

  张德明说,国外的经典衰落首先从解构开始。最典型的是对《简·爱》的解构,通过恢复疯女人的声音,来重新讲述简·爱的故事。

  解构发展到极致,恶搞就出现了。2006年,日本推出的一款名为《红楼馆奴隶》的成人网络游戏中,多愁善感的林黛玉竟成了“娼妇与外国人的私生女”。

  “恶搞对象一般都是经典,因为恶搞者大多是处在文化边缘的人,他们要颠覆精英主流,选择的对象当然是越经典越好。”

  张德明说:“另一方面,恶搞也说明后现代原创力的衰竭,只能借助经典中现成的故事情节进行拼贴或改编。”

  然而,浙江大学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所所长、浙江省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学会会长吴笛对经典的“落寞”并不十分着急。

  他认为,现在读经典的人,肯定是真正爱好文学的人。上世纪八十年代那样的全民文学运动,只是特殊时期才有的现象。就比如一个人饿疯了,难免碰上什么吃什么,一时吃不下,也是先买来放在家里再说。而我们现在文化产品充裕,是一个健康的时代。

  “我始终认为,中国人对中外经典文明成果都尚未完成现代意义上的继承,这对于一个民族的文化自新是很不利的。青年时代我在敲石头的工棚里,借着昏黄的灯光读《哈姆雷特》,读到‘生存还是毁灭’的时候,有一种五雷轰顶般的感觉,仿佛与莎士比亚有了一种超越时空的沟通。这对我的一生都有着深刻的影响。”张德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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