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诉讼费之善远大于恶意诉讼之弊

　　随着新《诉讼费用交纳办法》于4月1日实施，与老百姓利益密切相关的一些小额民事、婚姻、知识产权行政诉讼案件的诉讼费大幅下降。从4月2日各地法院的反馈情况看，一些法官之前所担心的因立案门槛的降低而带来的“诉讼爆炸”，似乎已经成为现实。如《法制晚报》报道，4月2日北京许多法院立案的数字比去年同期至少翻了一番，有的法院立案数增加了两三倍；《现代快报》报道，南京法院4月2日立案近700件，比平时暴涨2倍；《珠江晚报》报道，珠海市香洲区法院4月2日的收案率也比平日增加了一倍。

　　大幅降低诉讼费用的本意就是为了让民众能够更经济和更便捷地“接近司法”，当事人掐着日子等待诉讼费用的下降，正说明了之前的诉讼费标准定得太高，从而阻碍了当事人将纠纷付诸司法的脚步。但诉讼费用的下调，也让一些法官担心恶意诉讼将急剧增加。司法实践中，法院即使判恶意诉讼者败诉，他们所要承担的责任也不过只是承担一笔数目很少的诉讼费用而已。如果不能在制度上遏止恶意诉讼之风，势必会对有限的司法资源带来冲击。当无休止的恶意诉讼令法官们不堪其扰时，也可能会影响其他案件的公正处理。

　　尽管还没有任何数字或证据证实现有的立案数之中，就已经包含了“恶意诉讼爆炸”，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这种可能性的存在。因此，未雨绸缪做好预防性的制度设计就显得紧迫而重要。尤其是，我们现行的法律在如何控制恶意诉讼上，还近乎空白。一些法官据此提出，应恢复原诉讼费用或至少在现在的基础上提高诉讼费用，才能有效地遏止恶意诉讼。

　　我们对这些明显带有部门利益诉求的建议不以为然。提高诉讼费用对法院而言，不但可以使工作量减少，更可为法院带来可观的“效益”。诉讼费事实上仍是法院法官福利甚至是法院办公经费的主要来源，而提高诉讼费对具体的当事人而言，却可能成为他们是否会选择将纠纷提交司法裁判的依据。如果说寻求司法救济是每一位公民的权利，那么对于国家或法院来说，所应做的就是保障这种公民权利的实现，而不是阻碍。权利固然可能被滥用，也不能仅仅因为这一点就给权利套上几副枷锁，遏制其行使。当然，权利的行使也不是绝对自由的，行使自己的权利必须尊重他人的合法权利。恶意诉讼就是一种侵权行为，它不仅给对方当事人带来人力、财力与精力上的消耗，也造成了司法资源的浪费。对侵权行为的遏制，就应强化对侵权责任的追究。如果挑起恶意诉讼的当事人不但得不到法院的支持，还将为自己的恶意行为承担具有惩罚性的赔偿责任，那么恶意诉讼的发生率自然会大幅消减。因此，遏制恶意诉讼的关键并不在诉讼费的高低，而在于恶意诉讼赔偿制度的有无。我们当然不能让恶意诉讼人仅仅承担数额很少的诉讼费，而是要通过恶意诉讼赔偿制度，让恶意诉讼人负担巨额的惩罚性赔偿。这笔赔偿，不但要足以弥补那些受恶意诉讼侵害的人所蒙受的损失，还要足以让那些恶意诉讼人感到心痛不已。让恶意者和那些欲挑动恶意诉讼的人，都能望恶意诉讼而却步。

　　恶意诉讼该防，公众寻求司法救济的正常诉讼更应保障。用牺牲普通公众正常行使诉权的办法来防止少数人恶意行使诉权，很难说是一个好主意。降低诉讼费用和防范恶意诉讼本就可以两全，这已为众多法治发达国家的实践所证明。既然恶意诉讼赔偿制度能做到的，又何必要通过捆绑当事人的诉权去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