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消协享受财政拨款利弊尚待检验

　　当内地众多协会组织尚在因“社会筹资”而备感艰难时，从2007财政年度开始，中消协全年所有的运营费用，将全部从中央财政拨付的750万元资金中支取。人们不禁要问：中消协为何要“变身”？

　　事实上，挂靠于各地工商部门的消费者协会自成立以来，就面临着“名”与“实”相背离的尴尬。尤其是近年来消费纠纷剧增，消费者维权意识有了很大提高，因而消费者对消协的期望值也随之提升。但消协不论在“事前预警”还是在“事后维权”上，离消费者的期望颇有距离。

　　2006年的“欧典地板事件”，使消协20余年累积起来的公信力流失惨重。在消协开始备受消费者质疑时，一场以“要钱”和“要权”为主要诉求的改革，在各地悄然展开。2005年，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从原来归属于工商部门，转而直接归属于上海市政府领导，经费全部由市级财政专项拨付。2006年3月，吉林省消协成立消费者维权执法大队。这一举措是要“破解消协在维护消费者权益上的软弱无力”。

　　显然，公信的流失与地方消协在“钱”、“权”问题上的大胆改革，直接促成了中消协“变身”。据称，“变身”之后的中消协，还酝酿着职责上的重大改变：将从直接帮助消费者维权的“事后维权”，转向“事前预警”。这正是人们对中消协“变身”的深层忧虑。

　　事实上，消协在践行“事前预警”和“事后维权”上，完全可以并行不悖。更重要的是，相对中立的身份，也许更有利于“事前预警”和“事后维权”的效果。相反，假如“变身”之后，中消协进一步变成事业单位甚至行政机构，一方面在“事前预警”上难以避免与原本就承担有“事前预警”职能的行政部门，如质量监督、工商等相冲突；另一方面，也少了一个以纯消费者的民间中立身份参与消费维权的路径。

　　和谐的消费者权益保护体系，应是行政部门与社会组织各司其职，各尽其责，相互配合又不逾越权力的边界。在此，我们不反对给中消协以财政支持，但“变身”之后的中消协，如何解决在行政职能与社会职能之间自如游走，并更好地引导消费者维权，不但是中消协需要直面的题目，其利弊如何更有待检验。

　　——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