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打的难”声声急　政府呼应意迟迟

　　广州近期风急雨骤，想不到竟推动固有的“打的难”问题“浮出”水面，陡然成长为媒体的重点议程。其实，即便没有风雨“推波助澜”，关系日常生活的出行难问题也始终是民间的焦点话题。水浸街也好，广交会也罢，特殊的气候以及新近的城市事务只不过加重了“打的难”的焦虑感而已。而借助于舆论强大的传播能力，此种焦虑已弥漫成对城市公共管理效率的追问，以及对政府解决公共难题的态度的质询。然而，显见的事实是，无论“打的难”的舆情有多么急切，与之相应的公共行政架构始终沉默。

　　虽然我们庆幸没有生活在的士费昂贵的深圳，但若说到“打的难”，想必许多生活在广州的人都有着比新闻报道更生动的经历。惮于“打的难”的生活经验，民众已被迫修改出行的时间，被迫调整生活的节奏。上帝说要有光，于是便出现了光；但市民不可能说要有出租车，就能随时随地拦到的士。伴随着“打的难”的困境逐渐深重，城市中人们对时间的掌控能力已取决于出租车在街头现身的概率。从某种程度上讲，“打的难”已直接影响到市民对幸福感的自我认定，它甚至完全有资格超越治安困扰，发展成为广州城里的新型难题。

　　在新一轮的“打的难”热议中，最初的讨论聚焦在民众的切身体会上，于是才有了广州城不如改作“白鹤潭”的笑话，此新闻意在形容众白领翘首以盼出租车、望眼欲穿而不得的街头景观。媒体议程设置自动转向理性探讨之后，经验之谈让位于对“打的难”成因的分析。有必要说明的是，除了兀自坚持“七成实载率才能增加的士”的国际惯例外，广州市有关职能部门全程置身于民意之外。至少到目前为止，“打的难”的城市公共话题依旧是在媒体和坊间流传，看不到政府部门意欲将其纳入议程的任何举动。

　　没人能否认，舆情在追究广州“打的难”的缘由方面几乎抵近了问题的本源。在民间智慧的分析下，羊城出租车市场的积弊被一一揭开：比如它对报废车程序相对冗长的设置，再比如城里几乎看不到根除希望的拥堵痼疾。新闻的覆盖范围呈现出理智的游移状态，从打破出租车市场的垄断格局到促使的士牌照的自由流动，从增加的士数量的可行性分析到为整治交通秩序献计献策，从对“打的难”的愤懑到解决“打的难”前景的悲观情绪……凡此种种，舆情在没有受到政府部门应有呼应的情况下宣泄着，可多少也称得上是孤立无援、自说自话。

　　简言之，在“打的难”的舆情尽情铺陈的这些日子里，政府有关部门习惯于沉默而不是对话或交流。虽没有任何理由表明，只要是媒体谈论的公共话题就必须被政府部门接收、讨论甚至逐一制定对策，但在“打的难”这一民怨沸腾的公共事件中，政府很遗憾地缺席，隐身了。广州交委说这个问题需要研究，但没有扩容的士的计划——于是，所谓的士七成实载率被当作盾牌，试图用来抵抗舆论压力和民意质询。至于更多必须的、清晰的政策调查则始终没有被有关职能部门提及。它们对的士牌照的自由流动，对拆除的士垄断市场等议论不予置评；它们没有说出自己的真实意图，却用惯用的沉默大法张扬着傲慢。

　　说到底，有关部门固守的那个国际惯例只是一个微小结论而已，对于有效评估当下的出租车市场不具有任何参考价值。谁都知道解决“打的难”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根除市场垄断并造成其间资源的自由、有序配置尚需艰苦的努力。可是，到目前为止仍然看不到有关部门承担起自身职责，实事求是地对现行的出租车政策进行评估。尤其是，广州有关部门没有向公众公开涉及的士运营的主要数据，对于牌照管理等既有政策的实际效果以及“打的难”背后的市场运行质量也无法给出令舆论信服的意见，甚至不准备这样做。这不禁让人怀疑：是不能，还是不为？

　　总之，在“打的难”的舆情风暴中，有关部门现处于尴尬境地：它既想以国际惯例为凭依不予理会，却又因缺乏说服力的表现“坐”于火炉之上。一边是声声急，一边是意迟迟，而相关公共政策的真实面貌却被有意无意地模糊、遮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