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年8月1日，贺龙为何率部起义

　　本报特派记者张黎明金孜华

　　1927年8月1日凌晨，一阵枪声划破了南昌城寂静的夜空——中国共产党选择用武装斗争抗击反革命暴行。南昌起义总指挥贺龙，在这一神圣时刻作出了他人生最重要的抉择——把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终生追求并为之奋斗的事业。

　　2007年4月的一个午后，记者走进北京一处宽敞的院落。两扇灰色大铁门内，绿草油油，鲜花盛开，一幅春意盎然的景色，前方是一幢2层小楼。推门进到第一间屋，一尊近一米高的贺龙元帅半身铜像赫然入目，贺龙元帅夫人、91岁高龄的薛明同志和女儿贺晓明坐在沙发上，正对着我们微笑。

　　1贺氏家族百余人为中国革命献身

　　尽管已是耄耋之年，但薛明同志精神矍铄，耳聪目明，思维清晰。她说，选在这间屋子接受记者采访，有着特殊意义，因为在这十多平方米的小屋里，随处可见贺老总的身影：“铜像前放着贺龙元帅的骨灰盒，上面覆盖着党旗；两旁是他生前喜爱的龙井茶和湖南老家的烟草；桌下存放着晋绥的土、洪湖的水，这都是贺龙战斗过的地方。”薛明又指了指窗台上的一个小木罐，说：“这里面是贺龙在长征路上常吃的青稞。”

　　除了贺龙元帅，这里还祭奠着另外两位贺氏英烈。门梁上挂着民政部颁发的贺龙姐姐贺英的革命烈士证明书，上写“贺英烈士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壮烈牺牲”。右墙边的橱柜上摆放着贺龙与薛明唯一的儿子、2001年因病倒在工作岗位上的海军中将贺鹏飞的照片。贺晓明说：“我们贺氏家族为中国革命先后有100多人牺牲，我父亲是第108位，我哥哥是第109位。”如今，薛明每天都会到这间小屋坐一坐，陪着自己的亲人们说说话，告诉他们，自己和2个女儿住在一块，“非常满足，日子过得很安逸”。

　　亲人们为了革命事业一一离去，更经历了中年丧夫、晚年丧子的悲痛，缅怀之余，薛明始终为贺家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紧密联系深感自豪，她骄傲地告诉我们：“我现在还是一名属总参管的现役军人，我这辈子都不会退役。”

　　“在南昌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中，贺龙的身份最特殊。当时他还不是共产党员，而是国民政府的高官、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但他坚定地选择跟随中国共产党，毅然决然率部参加起义……”

　　面对贺龙元帅的半身铜像和覆盖在贺龙骨灰盒上的鲜红党旗，听贺老夫人叙述往事，一个活生生的贺龙的形象展现在我们眼前。

　　2传承家风“长大了一定要打保长”

　　“要想了解一个人，必须到他出生的地方看一看，这是迅速了解一个人最基本的方法。”薛明首先从贺龙的家乡谈起——

　　1896年3月22日，贺龙出生于湖南省桑植县城北12.5公里洪家关的一户贫穷农民之家。位于湘鄂边界的桑植，地处武陵山区的群山峻岭中，交通不便，经济、文化极为落后，劳动人民苦难深重，民风强悍，有武装反抗反动统治的传统。

　　贺龙正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

　　洪家关群山环抱，傍倚着注入澧水的玉泉河，河水湍急，乡民出入很不方便。贺龙的曾祖父贺廷宰乐善好施，带动乡亲们一起修建了一座便民桥。为此，贺家并不富裕的家产耗去不少，但桥屡修屡塌，直到他去世仍未修成。贺龙的祖父贺良仕是武秀才，他继承父志，不断变卖家产继续修建洪家关大桥，以致家产耗尽，到了贺龙父亲贺士道出生的时候，贺家的财产只剩下4亩薄田，难以养家。为此，贺士道在种田的同时还兼做裁缝，以维持全家的生活。

　　在一旁倾听母亲讲述家史的贺晓明插话道：“我爸爸跟我讲过，他小时候给爷爷当小工，也会锁纽扣和缲边。”

　　祖辈们“济人之急，拯人之困”的家风留传给了贺龙，而父亲“不畏强暴”的言行对贺龙的成长更有着深远的影响。

　　贺龙9岁那年，桑植县洪水成灾，家里又陷入了揭不开锅的困境。一天，贺士道带着贺龙进县城去买“义仓”的平粜米。平粜米带有赈济性质，价格较低，但并不好买，它由县衙监卖，官差衙役常常手提皮鞭，在一旁耀武扬威，对买米的穷苦乡民稍不顺眼，举鞭就打。这一天，义仓前挤满了买米的人，县衙门的狗官用鞭子抽打拥挤的饥民。贺士道看不过，站出来替大家讲了几句公道话，狗腿子一鞭子抽过来打在贺龙手上。愤怒的贺士道抱起儿子挤出人群，把年幼的贺龙放在一个土坡上，说：“别管我，自己回家去！”转身冲进人群和狗腿子打了起来。贺龙在土坡上看着父亲痛打狗官、狗腿子，最后势单力薄，被他们抓了起来……

　　贺龙的立志篇可能就在那个小小的土坡上写了第一笔：“将来我长大了，一定要做一个打保长的人。”1916年3月，20岁的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印证了他传承的惩恶扬善的家风，后来他参加南昌起义，也可谓必由之路。

　　3夜闯盐局两把菜刀开始闹革命

　　“贺龙参加南昌起义不是偶然的，这是他多年的理想追求。”薛明回忆贺老总的革命历程时说，中国共产党从创建初期到逐步成熟的进程中，它的目标、纲领、行动等让很多探索中华民族复兴之路的志士仁人看到了希望，作出了选择，贺龙就是其中之一。

　　1916年，蔡锷组织反袁护国军，声势浩大，影响遍及全国。20岁的贺龙在家乡组织了20多位农民，拉起队伍，但手里没有武器。当他听说芭茅溪盐局的税警刚刚装备了十多支洋枪时，立即高兴起来，他在贩盐时深知盐局剥削坑害百姓，罪大恶极，而税警更是为虎作伥。他和叔叔向别人借了两把菜刀，带着组织起来的20来个农民乘夜色闯入盐局。贺龙亲手砍死税警队长，缴获15支步枪，2支手枪和9000斤盐。他下令把盐统统分给穷人，释放了俘虏，用这十几支枪武装起他的队伍。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的故事从此传扬开来。

　　随后，贺龙走出桑植加入了护国军，被任命为湘西护国军营长。1918年，贺龙改任湖南靖国军营长、团长，1922年奉命入川作战，升任川东边防军警备旅旅长。贺龙这时加入的国民革命军虽比旧军阀进步些，可本质仍是剥削阶级的部队。但贺龙对部下管理甚严，绝不准自己的部队侵扰百姓。

　　1926年8月，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派出以共产党员周逸群为队长、共产党员为骨干的宣传队，来到贺龙的部队，宣传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这是贺龙第一次见到周逸群，也是他第一次与共产党员见面。

　　其实，贺龙很早就听说过共产主义这个词，也接受了这种先进的思想。就在宣传队来到的第三天，贺龙约周逸群密谈。他开门见山地向周逸群提出：“我要参加共产党！”当时，中共中央规定，在友军内部不准吸收高级军官入党，所以周逸群只好说：“共产党是不关门的，只要够条件，时机一到，一定会有人找你。”北伐战争开始后，贺龙奉命加入北伐军，先后任第15师师长和第9军第1师长。因作战勇敢，屡战屡胜，贺龙被提拔为第20军军长。此时他虽然还不是共产党员，但已经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欢迎共产党派干部到自己的军中任职。

　　从两把菜刀闹革命，到轰轰烈烈的北伐军事行动中的军长，贺龙在十年征战中不断求索，他被共产主义思想深深吸引，先后十多次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

　　4南昌起义“无论胜利与否，我都干”

　　1927年4月和7月，中国国民党内的蒋介石集团和汪精卫集团，在上海和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残酷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使国共合作的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遭到失败。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活动，并决定抓枪杆子搞武装斗争。

　　在这一时刻，国民革命军中的每个人都在选择，贺龙也不例外。“其实，贺龙的倾向和立场早就有了，但他毕竟是一支拥有2万人队伍的首领，他必须选择大家的出路。”薛明说，贺老总参加南昌起义，并担任起义军总指挥，是用自己的行动来证明对共产主义的忠诚，对革命的坚定，公开与国民党反动派彻底决裂。“在南昌起义前，贺龙曾对徐特立说过：‘我不怕失败。南昌暴动无论胜利与否，我都干。’”

　　1927年7月28日，周恩来找到贺龙，向他介绍了蒋介石的反共和国民党已走向反动的事实。此时，还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贺龙向初次谋面的周恩来表示：“共产党叫我怎么干我就怎么干！”周恩来向贺龙下达了率领20军参加起义的决定，并任命他为起义军总指挥。

　　贺龙担任起义军总指挥之后，立即在刘伯承的帮助下，拟订起义的具体行动计划。30日下午4时，贺龙召集团以上军官会议，亲自作了动员。贺龙说：“国民党已经叛变了革命，国民党已经死了，我们今天要重新树起革命的旗帜，武装对抗反动政府，打倒蒋介石！我们大家都是共事很久的兄弟，根据共产党的命令，我今天起义了。愿跟我走的，我们一块革命；不愿跟我走的，可以离开部队。”最后，贺龙说：我们今后要听从共产党的领导，绝对服从党的指挥。贺龙的讲话，句句激荡着军官们的心，大家都表示愿意跟共产党走，闹革命。8月1日凌晨，起义枪声打响，贺龙和刘伯承、周逸群一起，亲临火线指挥。经过激战，消灭了国民党南昌守军，攻占了南昌城。

　　8月5日，起义军撤离南昌，开始“南征”。就在艰苦的南进途中，贺龙再次提出了入党要求。9月初，起义军到达瑞金，贺龙终于实现了生平最大的愿望。他在这里经周逸群等人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周恩来参加了贺龙的入党仪式并讲了话。入党宣誓仪式在瑞金的一所临河的学校里举行。贺龙面对鲜红的党旗，举起右手，向党庄严宣誓：“永远听党的话，永远跟党走，为实现党的最高纲领而奋斗终生！”

　　5同雨同舟与8月1日有特殊情缘

　　在记者看来，8月1日和贺龙元帅有着特殊的缘分——

　　1927年8月1日，贺龙坚定了共产主义信仰，在中国革命处于最低潮的时候，选择了中国共产党；1942年8月1日，贺龙选择薛明作为相伴终身的伴侣，同甘共苦，风雨同舟，直到生命的尽头。

　　回忆这段往事，薛明饱经沧桑的脸上露出了甜蜜的笑容。

　　1942年，贺龙42岁，是西北军区赫赫有名的司令员；薛明22岁，是从天津投奔延安的漂亮女学生。第一次见面在春天，贺龙向薛明发出邀请：“我有个厨师，会做天津包子，你可以来尝尝，看像不像。以后有空到我那儿去玩。”说完，也不管薛明怎样回答，甩开大步走了。这次见面，彼此间印象都不错，从此，两人开始了交往。

　　8月1日，贺龙住的窑洞里高朋满座，任弼时、彭真、高岗等人都在。吃饭的时候，任弼时认真地问贺龙：“你们俩的事谈得怎么样了？”贺龙回答：“差不多了。”任弼时马上接话：“差不多就是没什么大问题，剩下的就是时间问题，这个我是可以强迫的……”

　　这一天，贺龙与薛明结婚，在场的彭真、高岗等人就做了他们的结婚见证人。

　　战场上的贺龙，口衔烟斗，指挥若定，是一位“百战沙场驱虎豹”的民族英雄；生活中的贺龙质朴平实，把自己当作普通老百姓。他生前说过：“我贺龙，由一个贫农、一个旧军官，到一个光荣的革命者，完全是党和群众教育培养出来的。”

　　上世纪50年代末，贺龙在北戴河看到一个小女孩背着个竹筐，边走边割草。他想起了自己小时候在家乡马腹寨割草的往事，当时，乡亲们都开玩笑说，“这座山上的草都让常伢（贺龙的乳名）割完了。”于是，贺龙让警卫员将疲惫的小女孩送回家去。走在街上，贺龙时常喜欢逗弄孩子。他经常抱起一个小孩，夹在腋下走半条街，然后把他放走，用一个铜板或一块糖哄得他高兴。

　　“在‘文革’以前，我这个女儿不知道父亲的官当得多大。”贺晓明说，“爸爸对我们的教育是，你们要和普通老百姓都一样。他就是这么要求自己的。他穿的吃的用的都和大家一样。在我眼里，他最多是有秘书、有汽车，他说什么事，有人去办，其他与别人没什么两样。”贺晓明小时候在家常听贺老总这样评说“官道”：“当官是为民办事，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烤白薯。”

　　6最后人生越是迫害越有贺龙样子

　　在“文化大革命”中，贺龙遭受林彪、江青两个反党集团的迫害，最终于1969年6月9日含冤死去。“但他心里始终没有怨恨，他知道这是反革命分子制造的阴谋，党、国家、人民正处于危难中，他把监狱当成战场，他要与敌人斗争到底。”陪伴贺龙走完人生最后一段路途的薛明，对于那段往事不愿多提，只透露了两个细节，她说：贺老总在那段日子里，一直保持着战斗的姿态，以革命军人的乐观主义态度，走完自己最后的人生。

　　1967年1月20日凌晨4时，贺龙和薛明被送到北京西山一个与外界隔绝的地方。这是一处建在半山腰的平房院落，三面是山，只有一条山路可以出入，除了贺龙、薛明以及看守人员，什么人也看不到。

　　贺龙的头发、胡子长了，薛明用做衣服的剪刀为他理发、修胡子。每次剪理完了，贺龙都幽默地摸摸头发和胡子说：“很好，完全可以去参加宴会。”他望着窗外湛蓝的天空说：“他们越是迫害我，我贺龙越应该是贺龙的样子。”

　　西山的伙食本来就不好，到了1968年后就更差了。两层的圆形饭盒里，一层是盛不满的饭，一层经常是清水煮白菜、萝卜，或是老得像甘蔗皮似的豆角。贺龙经常感到饿。薛明只好到允许他们走动的山脚边去挖些野菜给贺龙充饥。贺龙笑称“我又回到长征了”。

　　贺龙久患糖尿病。由于政治上的迫害，精神上的折磨，生活上的虐待，医疗上的限制、拖延，他的病情很快恶化了。1969年5月上旬，贺龙连续摔倒了7次。这样连续的摔倒，对一个糖尿病人来说，无疑是病情恶化的征兆。薛明多次要求检查血糖和尿糖，始终没有得到同意。可是，让贺龙写交待材料的“任务”却有增无减。

　　6月9日凌晨，林彪一伙派来的“医生”在确诊贺龙为糖尿病酸中毒后，仍然用了对糖尿病人不宜随便使用的高渗葡萄糖，贺龙的病情因此急剧恶化。

　　上午7时许，贺龙被林彪反党集团以送医院就诊的名义带走。他一直伸着手，眼睛望着妻子问：“我去住院，那你呢？”薛明回答说：“我跟着你。”可她能做的是看着自己的亲人上了救护车，车子沿着山路渐渐远去……她的眼泪夺眶而出。这对携手走过27年的革命伴侣就这样诀别了。

　　15时04分，贺龙，这位曾让敌人闻风丧胆的开国元勋，含恨离开了人间。

　　据目击者事后回忆，贺龙在临终前仍然坚定地相信：“人民是历史的真正主人，是最公正的裁判。谁为人民做了好事，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谁在人民面前犯了罪，人民也绝不会饶恕。”

　　薛明同志和女儿贺晓明近影

　　毛泽东和贺龙在一起

　　贺龙早年闹革命时用过的菜刀（仿制品）

　　一九二七年，任南昌起义军总指挥时的总指挥部旧址--江西大旅馆

　　贺龙一家在重庆北碚

　　本版照片除署名外均为资料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