邯郸农行窃案暴露博彩业积弊

　　□本报记者 周芬棉

　　5月13日，作为邯郸农行窃案的主角，今年34岁的任晓峰孤坐在看守所里，悔不该当初。此时，中国农业银行邯郸分行两名新的金库管理员开始接替了他以前的工作，正式上岗。

　　今年4月1日至14日，邯郸农行金库管理员任晓峰、马向景盗走近现金5100万元人民币。4月底，与案件有关的7名嫌疑人相继落网。在这被盗的5100万元中，4300万元用于购买了彩票。

　　国内惟一的彩票研究机构———北京大学中国公益彩票事业研究所执行所长王薛红博士在接受记者专访时分析说，“从5万到1400多万，一个月能盗用上千万的资金去购买彩票，其行为除了违法犯罪外，购彩者本人可能已患有较为严重的病态赌徒心理问题，如吸毒一样已经产生赌瘾。这一事件实际上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博彩业目前存在的一些弊端，如问题赌博研究不足及责任博彩政策与法规滞后”。

　　博彩行业成高管落马重灾区

　　2006年7月，海南省彩票管理中心原主任李家福，用假合同诈骗银行4.4亿元被判死刑缓期执行。此前，广东省湛江市原体育局局长杜达光与其他两人，因向中了2000万元大奖的刘某索要35万元“赞助费”，而受到刑事处分。类似的场景在国内几乎每一个省份都上演过，然而，尽管法网恢恢、警钟长鸣，“前仆后继”的冒险者却未能在“法”面前望而却步，甚至以身试法。曾经轰动全国的“宝马彩票案”就是明证。

　　2004年3月，陕西省体彩中心在西安市以实物返奖的形式销售6000万元即开型体育彩票，最高等级奖品为12万元现金及一辆宝马轿车，体彩中心以中奖人刘亮所持中奖彩票系假票为由拒付奖品，从而引发“宝马彩票案”。在被调查期间，曾经口口声声“用人头担保体彩中心没有作假”的陕西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原主任贾安庆，此后被发现有严重的受贿和渎职行为，终以受贿罪和滥用职权罪被判有期徒刑13年。与他一同落马的还有长长一串人：陕西省体彩中心原副主任张永民、发行部原副部长吴燕华、原发行部管理员田伟东，西安市体彩中心原主任樊宏，延安市体彩管理站原站长李智文等。诸多彩票负责人落马，使体育彩票案件一次次成为社会的焦点。

　　就是在刚刚发生盗窃银行资金进行博彩的邯郸，类似的一幕也曾上演过。2002年，地属邯郸市的广平县地方税务局征收分局里，一名会计兼征管员史某，挪用公款25万元购买彩票。

　　博彩行业大案频发，原因何在？王薛红认为，“对于博彩这样一个暴利行业而言，缺乏有效的监管机制是其案件频发的直接原因”。

　　运行二十年不仅仅是缺彩票行业基本法

　　自1987年7月首次发行彩票以来，二十年来至今没有彩票业基本法。“博彩业开放20年了，我们如果还是在摸着石头过河，又怎能不出事呢？”王薛红指出。

　　据了解，2002年由财政部颁布的《彩票发行与销售管理暂行规定》，是目前我国仅有的一部专门规范博彩业的规范性文件，而且只是部门规章而已。北京大学中国公益彩票事业研究所从2002年一成立就参与到彩票管理条例的制定工作中，而几番热闹讨论之后，该条例的出台仍旧没有时间表，在这种情况下，彩票行业基本法的出台就更是没有了下文。

　　但是，缺乏行业基本法远不是问题的全部。

　　亟须理顺发行及销售体制

　　“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是发行和销售管理体制的问题”，王薛红说。在现行体制上，涉及彩票的是级别相同的三个不同部门：财政部综合司下设彩票处，负责全国彩票管理工作；体育总局体彩中心管理全国体育彩票发行；民政部福彩中心负责全国福利彩票发行。彩票发行与销售按行政级别划分，各省份单独设立管理中心，地级市设立管理站。

　　“彩票是一种特殊商品，必须按行政区划设立发行机构吗？”面对记者的疑问，王薛红博士分析说：“彩票行业涉及好几个政府部门，这样就会引起利益之争，这么多年出台不了一部行业基本法，究其原因，大概与此不无关系。也正因此，宏观方面至今也没有制定出一个发展战略。博彩行业本质上是收入的再分配，7000多万彩民参与，年销量达千亿元左右，而且还在持续上升，如果再加上禁而难止的10倍于此的地下私彩，涉及多少钱、多少人？理顺彩票的发行及销售体制已经成为急需解决的问题。”

　　对于这种情况，王薛红建议，可以在国务院下设一个全国性的彩票管理委员会，专门负责彩票管理，制定宏观战略，起草政策、法律，另设管理局专门负责发行，改变现有多头管理的现状，实行类似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等行业的垂直管理体制，以减少多个“婆婆管家”的难题。

　　在全社会树立责任博彩意识

　　“摸彩票精彩瞬间，中大奖享受一生”、“花些小钱买彩票，一旦中奖成富豪”、“投入2元钱，幸福奔小康”，遍布各地的彩票投注站，诱人宣传随处可见，不由得你不动心，而一旦身陷其中，有多少人为此失去理智？

　　“其实，最简单的一个问题，比如什么是博彩，很多人并不明白”，据博彩业专家李刚博士介绍，三年前他动手撰写有关中国彩票业现状的博士论文，消息传出，不少人前来讨教“中奖真经”。这令他哭笑不得，“稍有概率常识的人都知道，彩票是没有规律的，根本无法预测。”

　　但是，不少人坚信彩票有规律，甚至一些官方网站也有预测大师、星相秘笈等栏目。

　　王薛红则向记者强调，“总体而言，彩票的中奖概率很低，属于低概率游戏，简单说，想彩票中大奖就跟天上掉馅饼差不多，能够掉到谁的头上，谁也不能预测”。投注站在向彩民出售彩票的时候，应当告知彩民真相，“彩民必须是用闲钱、零花钱去买彩票，对于用大额资金进行的购买行为，有责任告知其风险。各彩票发行机构、投注站销售人员都应该树立责任博彩意识”。但是，在一个“销量至上”的大背景下，“责任博彩”被抛在脑后。

　　据了解，在彩票销售收入中，其中35%是向国家上缴的公益金，15%用于发行费用支出，包括中央一级的管理费、纸质成本、投注站佣金等，另外50%用于返奖。王薛红认为，“卖得越多，佣金越多，管理费也就提得越多，当然公益金募集的也就越多，至于如何分配和使用的公益金，却难以准确得知。当然，这还不是构成‘销量至上’的惟一原因。更重要的是我们国家目前选拔和任用干部的标准大都是通过考核经济增长指标来进行评定的，因此，彩票发行与销售体制中的各级政府的衡量标准也难以逃脱此种标准”。

　　由国家出资设立救助中心

　　“责任博彩政策不建立、意识不树立，博彩本身具有的投机性就会产生较强的负作用”，王薛红认为，“只有树立了责任博彩的意识，博彩业才有前途，但责任博彩意识的树立，还需一些制度作保障”。

　　她建议，“投注站在出售彩票时，有提醒义务；当有人用大额资金购买彩票时，如果投注站失责没有尽到告知义务，国家监测系统也应该对购买彩票者亮红灯警示，及时制止这种高金额的彩票交易活动。对于病态彩民国家更有责任从募集的公益金中对这些曾经的‘贡献者’进行帮助和救助。而且，此类的帮助应该由专业研究机构进行，而不应由彩票发行甚至销售机构开展，否则后果会更为严重”。

　　“说到底，彩票业发行中的每一个机构、每一个人如果都能够正确认识博彩业，加强责任博彩意识，同时有关部门加紧建立相应的规则与制度，那么，我们的博彩业应该能为社会募集更多的资金、发挥更大的作用。”王薛红向记者谈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