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的空间

　　“三”，在中国似乎是个相当特殊的数字。在小时候听的故事里，就有很多的“三日三夜”；在学校时，老师会严肃的告诉你：“事不过三”；现在上班了，又发现规章制度里居然也会有那么多的“三次为限”。

　　那么，为什么在诸多数字中，人们偏偏喜欢选择“三”，而不是别的数呢？先看一则新闻，据5月20日的《新华网》报道：在苏州，一年有3次交通违法记录的公务员，将在年终考评时被评定为不称职。

　　在现实中，与上则新闻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如遭三次有效投诉将被辞退；违章三次将被扣证等等。如此看来，“三”似乎是经过科学推断所得出的，最为合理的次数限制。

　　然而，笔者却不认同“三”的科学性。

　　在法治的社会中，文明的体现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科学的规范行为。行为是社会关系的主要构成元素，因为有行为的存在，人们才受到现行法律的支配。从法律本身来看，法律无非是告诉人们可以做什么、必须做什么，以及禁止做什么。同时，为了确保法律功能和目标的实现，法律对不同的行为作出了不同的定性并依据行为性质的不同，分别规定了不同的法律态度，最后以明确的法律后果来予以调整。可见，法律所要求的，只是对某一具体行为先作出法律定性，再表明法律态度，最后依法让行为人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在此之中并没有次数的要求，有的只法律标准准确规范的适用。

　　再回到苏州这一新闻案例，交通违章与公务员考评挂钩，以“三”次为限，这看上去的确够严厉的。但仔细分析一下我们不难发现，与其说“三”次为限是一种严格的限制，不如说是对两次的宽容。很明显，这样的规定就是承认，在公务人员考评制度中，允许两次交通违章。其实，在现实生活中，“三”次为限的规定在往往最后得不到落实，成了一种看上去很美的一纸空文。原因何在？笔者认为，这种规定的本质并不是禁止，而是容许。既然是体现容许的制度，自然是达不到禁止之目标的。

　　实际上，人们在工作与生活过程中，自然而然的选择“三”，这仅仅是一种约定俗成的习惯，并不存在科学的依据。当然，这种传统做法有其使用的正当性，但到了今天的法治社会，我们就应该考虑一下其存在的合理性了。毕竟，以“三”为限，具有一定的随意性，从根本上讲，此举不具备严谨与科学的因素。

　　毫无疑问，等到第三次并不是法治社会所要求的。在现实社会之中，往往也正因为有着一次、两次的宽容，才导致了法律标准适用的一次次反复落空。因此，如果要问“三”次的空间有多大，我想，那空间就是法律得不到有效实施所开拓出来的“无法无天”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