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布莱尔：一个被人惦记的“瘸腿”首相

　　由于外交政策的失误，即便内政多么出色，布莱尔也难以成为“伟大的政治家”。但是，他年轻的身姿、干练的作风、快速反应的脑筋以及雄辩的口才，成全了他的“英雄”形象。

　　托尼·布莱尔近两年时间的退位长征，即将到达终点。

　　笔者到达英伦时，布莱尔正向唐宁街10号迈进。三次大选、五次战争、数次内阁改组、多项历史性改革，笔者都在伦敦近距离观察。“一个被人惦记的瘸腿首相”，是笔者在他下台时的总结。

　　“布莱尔改变了英国”，这句略带褒扬色彩的中性词语是对他比较中肯的评价。他所改变的首先是工党历史，三次大选获胜，不管2005年大选怎样用尽花招，布莱尔是百年来第一个获得“三连冠”的工党领袖。他改变英国的还有解决了持续数十年的北爱和平问题，让刀光剑影的敌对双方坐在一个屋子里谋划北爱的未来；他改变了英国的政治版图，分权运动政策的落实给苏格兰高度自治、给威尔士中度自治，不管是否埋下联合王国分裂的“祸根”，英格兰国家议会决定苏格兰、威尔士命运的历史终结了。他同样终结了英国的政治传统，取消上院议员世袭制颠覆了历史，推进了民主改革进程。

　　布莱尔在内政上颇多建树，把市场化策略应用到教育和医疗改革中，提高了攸关民生的这两大领域的效率，形成“政府投资增加与公共服务质量提高齐头并进”的良性循环格局，以致以削减公共开支为传统政纲的保守党也不得不“萧规曹随”，英国经济在过去10年一直处于增长的良好态势。实行最低工资制，采取政府出资和企业联合培训失业人员技能的“新政”，以及大力推动创意产业的发展，使得英国的失业率保持在4％以下，成为欧洲面对全球化挑战中应变最成功的国家之一。

　　不是说布莱尔在内政上“全面飘红”，他把权力中心从议会大厦转移到唐宁街10号，不仅自负，而且有悖于英国议会民主的常识。他提出的“什么样的人制定政策就该由什么样的人去落实”，虽然提高了政策执行质量，但也让不少未经大众选举的“智囊、才子”成了比议员权力更大的人，把合法的公务员体系撇在一边。大权独揽的结果是，工党发生了严重分裂，在伊拉克战争这样重大问题上一意孤行，并且发生了“金钱换爵位”的丑闻。尽管金钱不是为他个人所得而是为工党募集经费，但用权换钱是英国文化中最不能容忍的行为之一，用授爵这种公共资源来谋求政党利益，同样是“以权谋私”，布莱尔的政治操守不再被大众信任。

　　可以说伊拉克战争是布莱尔的转折点。他没有听见伦敦百万人大游行的提醒，义无返顾地跟着布什开战。和美国“肩并肩”是英国的外交传统，不仅有丰厚的利益回报，也是英国在世界外交舞台保持重量级角色的技巧之一。但这次布莱尔整个一个“算错”：他以为伊战和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一样轻松，没想到战后一塌糊涂，而且明知开战理由不充足，反而持续地辩护，甚至出现“凯利之死”的悲剧。欧洲的“战争法”原则是，你只能打击一个入侵的国家，而不能向一个没有向你进攻的国家发动战争，况且战后在伊拉克并没有发现“大规模杀伤武器”。伊战给英国的国家形象带来的创伤是，“这个国家不讲人权，不受法律约束，只甘当美国的哈巴狗”，这是英国人所不耻的。布莱尔的名字从此从“Blair（布莱尔）”变成了“Bliar（Bealiar的谐音，撒谎者）”，声誉从高峰向下滑落，直到被迫宣布辞职。

　　即便内政多么出色，布莱尔也难以成为“伟大的政治家”。但是，他年轻的身姿、干练的作风、快速反应的脑筋以及让反对党都不得不举起大拇指的雄辩的口才，成全了他的“英雄”形象。从理性的角度看，布莱尔是个“瘸腿”首相；从感性的角度看，他是年轻有为的政治领袖。这种反差，使他在今后依然会成为全球议论的热点，他也会被国内和国外的人不断地惦记，如同克林顿一样。

　　□陈冰（广东资深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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