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勇：从民众最信任中央政府说起

　　作者：石勇

　　在社会心理学上，社会心态可视为政治、社会、经济、法律等秩序合法性的晴雨表。日前，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在全国范围内搞的一项社会心态调查的数据显示：中国民众感到生活压力最大的是经济压力；人们在食品上最没有安全感；人们的社会支持系统主要来自家庭和朋友；在社会信任上，民众对中央政府信任程度高；老百姓对政府的社会保障工作最不满意；一点不出人意料，干群关系被认为最容易出现矛盾和冲突(详见本报今日A23版报道)。

　　经济压力大是因为机会的缺失、社会保障的欠缺、垄断与权力保护下的对民众的经济敲诈，对食品没有安全感是相关部门的不作为；社会支持系统来自亲友是因为政府组织和受到限制与改造的非政府组织的缺场；人们对中央政府信任程度高是因为地方政府已不可信；干部和群众最容易出现矛盾和冲突是因为在当前中国的政治与社会环境中，因权力的支配关系，官民矛盾是主要矛盾。

　　这个调查反映，这些社会心态是在改革进入一个新时期，遭遇民主问题而又缺民权的产物。这又与中央政府的“民生”、“民主”基调具有某种呼应关系。按照“构建和谐社会”这一执政理念的内在要求，良好的社会心态就与中央政府让这些政治承诺变为现实联系起来，后者乃是前者的基础。

　　必须看到，公共权力的滥用可以让一个绝望的人杀人放火，权力地位的悬殊也可以逻辑地演化为贫富悬殊。同样，除了此调查中所列举的现象以外，在我们这个社会中不时出现的诸如医生戴头盔等以暴易暴现象也颇能说明我们的社会心态为何——它们仍然是社会的“结构性暴力”的产物。

　　一般来说，在一个“民生”和“民权”尚未得到有效解决的社会里，大多数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公共权力异化所激发。毕竟，无论是安全感的缺乏，还是干群矛盾，其背景都是民众权利的贫困。中国社科院的这个调查显示，人们在受到损害时，采用的多是“无可奈何，只好忍了”的方法；而当他们被逼到绝望境地时，便采用“暴力反抗”。这是人们合理的心理诉求得不到权力的重视和满足的结果。而既然权力不能通过自己的行动合法化自身，那么，民众就通过“社会心态”这一社会心理学的“指示器”来反映它对自身的非法化。

　　社会心态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被视为一种群众的政治心理。塑造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所提出的“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事实上就是要重塑人们的政治认同。因此，中央政府及各级政府应首先问责于公共权力，看是否做到了对“民生”和“民权”的尊重，而政府离解决这两个问题还有多远。

　　(来源：新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