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款出国游泛滥源于软约束

　　□毕舸

　　目前平均每年从中国各地到南非访问的公务团有200多个，公务团一般由5至6人组成，平均每人的花费大约5万至6万元人民币，算下来中国公务团南非豪华游一年至少花费5000万。中国公务团游山玩水，不仅浪费国家外汇，还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和容易滋长政府官员的腐败风气(5月28日《国际先驱导报》)。

　　对于防止某些官员将出国访问、考察搞成公款旅游，有关部门不知制定了多少个红头文件，但结果正如报道中所称，现实中公款出游往往演变成某些官员的待遇。

　　这一现象的出现，首先与目前公共财政体系的不透明、较为粗放以及官员职务消费制度不合理有关。当前的公共财政体系“体内循环”与“体外循环”两套规则并存，财政收入、税收与拨款等“体内循环”虽然已经实现了收支两条线，但由于信息不对称、中间环节过多等因素，造成财政收入容易被中途截留挪用。而各种收费、“小金库”、账外账等“体外循环”就更加缺乏有效监督。这使得某些官员有足够的经济资源用于公款旅游、吃喝之类的隐性消费。

　　而对于官员职务消费，有关部门过去出台的一些文件，多是提出倡导性的规则，就是要艰苦奋斗，不能大吃大喝，不能公款旅游等等。但是仅仅停留在辨别是非层面的这些规则，显然只能起到道德软约束的表面作用。由于缺乏足够的惩戒性，所以官员付出的违规成本相当微小，等于反向“激励”了某些官员搞公款旅游。

　　所以，我们应该加强对公共财政“入口”和“出口”的控制，尽量杜绝税收以外的各种收费项目，与此同时，还要构建以预算审议、过程监督以及全程审计为基础的监管体系，让公共财政的支出细致到以角来计算。

　　对于官员个体的公款吃喝、旅游行为，国外惩罚力度之高，足以让一个官员在丑闻暴露后立即终结政治生命，要么以引咎辞职方式自动离开，要么将遭受来自公众质询与政府问责的双重压力。反观我国对公款吃喝、旅游的治理，多以自上而下且又弹性十足的行政管理为主，缺乏来自第三方的舆论监督、司法追责。假设对这些严重的浪费公款行为以腐败论罪，让官员们不但乌纱帽保不住，还要受到相应的法律制裁，那么他们还能脸不红心不跳地花着公款周游世界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