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守儿童情况让调研人员“触目惊心”

　　本报北京5月31日讯 记者陈丽平北京市律师协会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秘书长张雪梅，今天和记者谈起她参与的一项留守儿童专项调研时说，尽管调研前查阅了大量材料，但调研发现的情况依然让她“触目惊心”。

　　张雪梅说，调研发现，留守儿童的监护主要分为四类：由祖父母、外祖父母隔代监护；委托给亲戚朋友寄养监护；无人监护；在学校寄宿。“同父母监护相比，这几种监护都有明显的不足。”

　　张雪梅认为，父母监护的缺失是目前影响留守儿童生存、保护、发展的最大负面因素。她呼吁立法完善留守儿童的监护问题。

　　四种监护类型都有明显不足留守儿童犯罪或受侵害情况增多11部门专项调研报告建议

　　完善四大制度筑起留守儿童暖巢

　　新闻延伸

　　本报记者 陈丽平

　　十三岁的河南省林州市少女小雁(化名)近一年来对父亲只有一个请求———她希望终日待在家里，不出大门一步，最好也不要有客人来。一百多天前，刚刚过完十三岁生日的小雁在医院生下了一个七个月大的男婴，之前，家人一直不知道她曾被同村一个四十七岁的村民强暴过。

　　通过对小雁生下男婴的DNA鉴定，多次强暴她的村民杨江被警方锁定。不久前，林州市人民法院不公开审理了此案。如今，小雁的家人正期待着法律的公正裁决，但经历了诸多磨难的小雁却变得越来越自闭。

　　 十三岁留守儿童被“大爷”侵害

　　一有空闲，小雁就会抱出纸箱里的一只黄色母猫，让它挨个儿给刚出生的四只小猫喂奶。“它们老爱争吃一个奶头，母猫另外几个奶会胀的，小猫也吃不饱。”说这话时，小雁不经意地摁了摁自己的胸部，这个十三岁的小姑娘胸前的衣服被乳汁浸得斑斑点点。“小雁一直在吃回奶药，不吃憋得慌。”小雁的奶奶抹着泪说。

　　从春节到现在，小雁总共出过两次远门。第一次是春节前，去了林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第二次是今年5月10日，林州市法院不公开审理了她被同村村民杨江强暴的案子。按辈分，她该称呼杨江“大爷”，在法庭上，她再一次与“大爷”恶狠狠的目光相遇。

　　小雁的父亲杨尚很早就和妻子张兰一起加入了外出打工的行列，女儿小雁留在家里让七十多岁的奶奶照顾。“女儿大了，也很懂事，再说有她奶奶在家，我们也放心。”杨尚回忆道。

　　今年春节前夫妻俩返乡，发现女儿胖得有些不正常。心存疑问的母亲对女儿多次盘问后，最终，小雁哭着把自己被同村“大爷”杨江多次强暴的事说了出来。

　　张兰和丈夫赶紧领着小雁去做检查，结果让这对农村夫妻目瞪口呆：他们刚满十三岁的女儿已经怀孕七个月了！

　　杨尚夫妇赶紧报案。在警方的建议下，今年2月14日，小雁在医院引产生下一个男婴。警方在男婴身上提取DNA后，又抽取了杨江的血样。鉴定结果很快出来了，杨江与小雁是小雁所生男婴生物学父母的可能性大于99.999%。

　　在法庭上，杨江承认其于2006年七八月间先后五次与小雁发生性关系，并说每次都会给小雁几块钱。而小雁则记不清究竟被强暴了几次，只记得杨江每次都吓唬她“不能跟大人说”。

　　等待判决的日子里，小雁喜欢上了翻看家中墙上的挂历。6月1日是她亲手养的四只小猫满月的日子，她现在已攒了十多块钱，盘算着“在那天割些肉给母猫补补”，但她却有意忽略了，那一天，本该也是她的节日。

　　父母监护缺失出现安全真空

　　对于留守儿童受侵犯的问题，北京市律师协会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秘书长张雪梅一直保持关注。她告诉记者，她也刚听说一起发生在海南省文昌市潭牛镇的留守女童被强奸案。

　　女孩安某今年八岁，既是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又是留守儿童。其父母之前在文昌打工，不久又把她寄养在亲戚家，到别处去打工。父母长期不在身边的安某，被同是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李某(今年才十四岁)强行性侵犯长达一年之久，却无人察觉。女孩最终将自己被凌辱之事告诉了表姐。目前检察机关已对李某提起公诉。

　　“这件事对安某的伤害，恐怕一生也无法弥补。”张雪梅告诉记者，对留守女童的不幸，她有很直观的感受，因为最近她刚参加了一次调研活动。

　　去年12月，按照国务院农民工办公室及农村留守儿童专题工作组的安排，由全国妇联、教育部、司法部等11个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分别带队，召集家庭教育、法律等相关领域专家分赴江苏、湖北、江西等地，对农村留守儿童问题进行了专项调研。

　　张雪梅去的调研地点是湖南、四川。

　　张雪梅说，尽管调研前查阅了大量关于农村留守儿童的材料，但调研发现的情况让她“触目惊心”。

　　据介绍，湖南和四川既是农业大省，也是劳务输出大省。近几年，湖南省留守儿童人数约为一百八十万人左右；四川省父母双方都不在身边的留守学生有三百万人左右，单方不在身边的人数更多。

　　这些留守儿童由谁监护？

　　张雪梅告诉记者，主要分为四类：由祖父母、外祖父母隔代监护；委托给亲戚朋友寄养监护；无人监护；在学校寄宿。

　　隔代监护是留守儿童主要的生存类型，在湖南和四川有的县占到了80%以上；其次是寄养给亲属监护，在有的县里占到30%以上。

　　张雪梅介绍说，在调研中，一些老师向调研组反映，由于父母监护缺失，大多数留守儿童缺乏亲情和管教，存在学习成绩欠佳、生活失助、感情缺失、心理失衡、道德失范、安全失保、易受伤害等情况。一些孩子逃学、旷课，沾染吸烟、喝酒、打架、赌博等不良行为，沉溺于网吧、电子游戏场所或娱乐场所。

　　而来自公安部的调查则说明了留守儿童受到伤害的严重程度：在被拐卖的儿童当中，流动儿童占第一位，留守儿童占第二位。有些地方出现的女童被强奸的恶性案件中，也是留守女童居多。

　　完善监护制度从四方面入手

　　“父母监护的缺失是目前影响留守儿童生存、保护、发展的最大负面因素。”张雪梅说，如何有效解决农村留守儿童监护问题，是保护农村留守儿童合法权益的当务之急。解决留守儿童的监护问题，需要得到法律支持。

　　张雪梅告诉记者，调研组为此提出了几方面的建议。

　　“强化父母作为法定监护人的法律责任，这是首要问题。”张雪梅说，父母外出打工，虽然将孩子委托亲属看管，自己也定期交付抚养教育费用，但长期不回家探望和履行其他义务，也属于履行监护职责不全面。因此，在修改有关法律时，必须进一步强化父母作为法定监护人的责任。

　　“完善委托监护制度。我国现行法律制度已经确认了委托监护的合法性，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也规定了对农村留守儿童的委托监护制度。但是，对委托监护制度的规定还不完善，缺乏操作性。”张雪梅说，比如，法定监护人和委托监护人的权利与义务是什么？委托监护人必须具备什么条件？哪些监护职责可以委托给他人行使？哪些职责必须法定监护人自己履行？委托后监护人还要承担哪些义务？谁来监督委托监护人履行职责等等，都需要法律给以规范。

　　“最重要的是要确立对监护人进行监督的法律制度。”张雪梅说，留守儿童的监护人是不是依法履行了职责？履行监护职责中是不是存在虐待、忽视、遗弃等侵害孩子权利的行为？家庭以外的人很难知情。“这也是为什么留守儿童往往被监护人虐待、侵犯多次或多年，一直很难被人发现的原因。”

　　“因此，对监护人履行职责建立监督制度非常重要和必要，对于委托监护的家庭更要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张雪梅建议，在基层社区中，监督人可以由居委会、村委会的成员担任，监督人有权利和义务去了解、调查监护人、委托监护人对孩子是否依法履行职责及有无侵害其合法权益的情况，发现有侵害孩子合法权益的情况出现，监督人应当及时劝止或向有关部门报告和报案。

　　“最后一个办法是建立国家监护制度。建议尽快在立法中明确国家监护的概念和制度，对于监护人死亡或事实上无人监护的留守儿童，由国家担任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能。”张雪梅说。

　　“调研报告已提交有关部门。”张雪梅说，她希望留守儿童监护问题能引起各方面的高度关注，更希望解决这一问题能够有立法支持。

　　本报北京5月31日讯

　　 编后

　　这是一群年龄不到十四岁、规模却足有两千万的群体。他们的父母，在城市里打拼；他们留守老家，或是隔辈陪伴，或是托给亲戚。

　　人们常常用诸如“解决农村问题难度很大”、“打破二元结构困难重重”、“解决农民工子弟进城入学牵涉面广”等理由，来解释相关体制性障碍。但无法回避的是，在等候这些“根本性”变革成功的过程中，这些留守儿童也在成长。他们，等不及了。

　　在儿童的心灵中，种下冷漠，不可能收获美好；种下失望，不可能收获希望。两千多万留守儿童问题，如果解决不好，让他们成为问题儿童、问题少年，直至问题公民，这种结果是谁也不愿意看到的。我们希望，留守儿童问题能在国家和全社会的关注下尽快得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