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安全：我们面对的威胁何在

　　杜超

　　■麦当劳、肯德基、比萨饼的生意在中国越来越火，可口可乐成为饮料市场的“大哥大”，美国好莱坞电影更是深得年轻人的青睐……相伴而来的问题不仅仅是“祖宗传下来的筷子还能用多久”的拷问和巨大的经济冲击，更重要的是这些载体所携带的价值观念正在被一些人特别是青少年“无判断”接受。

　　当今，全球化浪潮使得国家安全问题越来越多地从传统的军事领域，渗透到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面对文化强权等威胁因素的存在和增长，我国的文化安全问题就显得现实而迫切。继胡锦涛总书记2003年首次明确提出“确保国家的文化安全”的要求之后，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六中全会把文化安全与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和信息安全，列为国家四大安全。

　　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就是维护其核心价值体系，捍卫国家文化主权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使其免遭破坏甚至颠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当下我国维系国家、民族生存发展的价值观念或主流意识形态受到了来自外部或内部的潜移默化的副作用的影响而发生着扭曲、变形。诚如在环境建设方面先污染后治理的深刻教训让我们不得不警醒一样，在文化安全方面的未雨绸缪，无论多高的评价也不过分。更何况，困扰和隐患从来就未曾远离我们。

　　目前，就外部因素而言，“文化帝国主义”无疑是必须高度警惕的高危目标。文化帝国主义的实质是以强权形式向对象国输出、推销自己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实现文化“入侵”和“占领”。在理论上，极力兜售以西方中心主义为基础的各种人文、社会科学理论，不失时机地否定社会主义价值体系。在行为上，除了利用政府文告进行意识形态攻击外，还利用广播、电视、电影、报刊以及网络新媒体等一切可以利用的形式或显或隐地推销其社会政治理论和价值观念。当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谋求的不只是政治、经济、军事的霸权，同时包括思想文化领域里的霸权。它将文化战略作为重要的国家战略，把文化霸权视为主导世界的一个重要资本。可以说，文化战略为其政治战略服务，政治战略通过文化战略来实现，这两者已经不分彼此了。

　　文化安全的核心是意识形态安全。无论国家利益的具体内涵发生多大变化，意识形态都不可避免地成为其重要组成部分。正因为如此，意识形态这条“看不见的战线”上表面的波澜不惊应该而且必须聚焦在我们的视野里。只要还存在国家，意识形态的冲突就在所难免。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蓄意鼓吹的“非意识形态化”正在千方百计地对我国实施渗透，其结果势必影响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危害我们的国家利益。尽管当代西方的主导政治价值观和文化价值观并非完全一致，但表现出的事实是，各种西方文化思潮和各种西方意识形态几乎一致地以不同方式，从不同视角，呼应一个结论：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形式。在他们看来，人类的政治创造力已然止步于西方现行政治制度，历史不会有新的变易性发展。在他们眼中，共同理想、最高价值或五彩斑斓的“主义”都已无可挽回地失去了吸引力。他们一再宣称，根本就不存在一元世界观及其体现的空间，时代已然告别了革命，告别了理想。

　　近年来，打“人权”牌成为西方一些国家对我国实施文化霸权最惯用的伎俩。从1990年开始，美国已10多次在联合国人权会议上提出反华提案以及炮制一年一度的所谓“中国人权状况”的报告，极尽歪曲和责难中国人权状况之能事。西方国家在粗暴干涉中国内政的过程中还宣称这是“文明对野蛮的教化”，其实质是以一己的文化取向剪裁多元文化现实，单方面将自己的好恶强加于人。事实上，由于文化传统的差异，在人权问题上存在一些矛盾和分歧是不足为怪的。但文化的差异并不妨碍中美两国在人权领域进行对话和交流，只要双方本着相互尊重的精神，相互交流和借鉴，不但可以相得益彰，而且也将为世界人权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相反，如果将人权问题政治化、人权标准双重化，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利用人权攻击、诬蔑和丑化中国，企图达到其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我们绝对不答应。

　　当然，值得提高警惕的显然还不止这些。与前述或显或隐的思想表达式、理论表达式相呼应，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有一个也许更隐蔽、更巧妙的表达式：借助其强势经济传递着超越经济的文化诉求和文化逻辑。

　　今日世界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跨国公司的大幅扩张和资本流动的国际化，与此相联系，一种凌驾于国家主权之上的经济体系乃至于世界性的经济体系成为可能。于是，西方国家总是凭借其经济强势，谋求在经济全球化之后，进一步实现政治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在不公平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背景下，将突破发展中国家意识形态阵地作为“经济援助”或“市场准入”的条件，从而实现一边倒的文化植入。我们注意到，麦当劳、肯德基、比萨饼的生意在中国越来越火，可口可乐成为饮料市场的“大哥大”，美国好莱坞电影更是深得年轻人的青睐……相伴而来的问题自然不仅仅是“祖宗传下来的筷子还能用多久”的拷问和巨大的经济冲击，更重要的是这些载体所携带的价值观念正在被一些人特别是青少年“无判断”接受。正如一英国学者所言，电影和电视不仅仅是娱乐，也不仅仅是商业，而且是一种影响力。美国人正用它创造自己的品牌形象——富裕、充满机会、活力、科技先进的形象，一个开放的民主的社会形象。这样的文化，既出口了美国的产品，又出口了美国的价值，可谓一举两得。

　　问题在于，我们所面临还不仅是“外患”，内生于己的一些“内忧”同样也在影响我们的文化安全。屡见不鲜的对外国文化产品的简单模仿就是典型的例证。在有关部门的倡导下，2005年国产网络游戏产品数量大幅度增长，但是在产品质量和水平上，大多不尽如人意：这些游戏在故事背景、人物着装、画面风格、游戏方式上无一不在模仿，真正“中国味”十足的精品佳作少之又少。而其他文化产品如动漫、流行音乐等也概莫能外。整体印象是重资本和技术，轻创意和研发，缺乏中国气派和中国特色。不仅如此，一些互联网文化企业的跨境上市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因素。境外融资在迅速壮大企业实力与影响力的同时，也使其不得不在企业发展战略上考虑境外投资者的权益。而一旦企业发展主导权为人控制，难免产生不可预期的风险，当然包括文化安全的风险。必须提及的还有文化的低俗化倾向。以出版界为例，由于急功近利、浮躁和媚俗，一些内容严肃或比较严肃的作品不得不借助煽情的甚至有色情暗示的书名来保证市场销售的利益。

　　那么，面对如此严峻的文化安全情势，我们必须思考和回答怎样捍卫文化主权。中华民族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根基，在其发展中，历经磨难和挫折，始终未曾中断，表现出强大的凝聚力和熔铸力。我们深信，只要牢牢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持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着力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不断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我们就一定能够捍卫我们的文化主权，维护我们自身的文化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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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帝国主义”一词是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激进的社会批判术语。国际政治现实主义学派创始人汉斯·摩根索曾在其代表作《国际纵横策论：争强权，求和平》中对此现象作过探讨。在他看来，文化帝国主义是对人心的征服与控制。

　　文化帝国主义与权力话语有着难以割断的联系。冷战之后，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深化，各国文化在前所未有的广度与深度上相互交汇与碰撞，民族文化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世界同质化唤醒了人们的民族意识与文化自觉。民族主义者在捍卫民族文化的独特性与自主性的斗争中把矛头直指文化帝国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