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的法律游戏

　　■法的精神之邓子滨专栏

　　台湾政治大学法律系教授董保城日前来到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纵论了一番他曾经的同事马英九遭遇的首长特别费案。一路谈将下来，颇合预想中的台湾法政人士的风格：从“把妹”到贿选，从“小马哥”的特别费到“阿扁兄”的机要费，口无遮拦，全无禁忌，真让人担心他回台后是否安然无恙。

　　董先生在解析特别费案的过程中，时刻不忘透视法律背后的政治游戏。从起因上说，作为阿扁兄及民进党的竞争对手，小马哥此时涉案，无疑缘自党争、“统独”之争、本省外省之争、“总统”竞选之争；从效应上说，小马哥在选前被人揪下马来，清白的马褂上被人涂了“贪污”二字，除了对人格自尊的影响外，也迫使其辞去国民党主席职务，提前宣布参加2008年的选举；从后果上说，罪名是否成立决定了参选资格、选举结果，从而牵动了台湾的政治走向。

　　因此，所谓特别费案，连同阿扁和他不争气的老婆的机要费案，都不过是台湾政要们政治游戏的一部分。这个判断几乎是无可置疑的。不仅如此，在寻求案件解决的过程中，每一法律的步骤都有政治的摆布。比如，当有人建议“立法院”修改审计法并溯及既往，以解救小马哥和其他6500位潜在涉案的首长时，民进党便要求一并修改有关机要费的法律，以挽救阿扁的命运。当有人声请“最高法院”大法官解释时，有人便指出大法官中有不少曾经领取过首长特别费，因此质疑这种解释的公正性，使大法官们不敢轻举妄动。

　　这场关于特别费的法律诉讼，完全可被归结为“一切为了选举，一切源于蓝绿对决，一切都是政治游戏”。但是，这不是一场普通的政治游戏，而是一场政治的法律游戏。政治的法律游戏，或者说政客们玩的法律游戏，虽不脱政治的气息，难舍与政治的缱绻，但它终究不是政治游戏，而是法律游戏。既然是法律游戏，就要按法律的而非政治的游戏规则来玩耍，只能玩耍游戏，不能玩弄规则。所以，一旦进入法律游戏，就不得不受法律规则的制约，就会出现不合政客初衷的法律障碍，要消除这些障碍，就须诉诸法律的文本和原则。法律，因此会按照自身的逻辑导出事物的结局。

　　首先，必须暂时放弃政治口号和喧嚣，转而用法律的语言归纳法律的要点：英九公每月将特别费划入个人薪资账户，或者汇入老婆的账户，既无原始凭据证明用于公务，也无领据列报佐证实际支出，这是否违反《贪污治罪条例》，构成“利用职务上机会诈取财物罪”？蓝蓝绿绿各色人等在法庭内外要争议的问题因而转化为：首长特别费、“国务机要费”的法律性质，是需要实报实销的公费，还是无需“打白条”的实质补贴、特别酬庸、固定报酬，或者是需要返还的不当得利。即使是实质补贴，也要讨论这种补贴是否仍应以“有实际支出”为前提，讨论这些费用动支与报销的法律依据，甚至不得不关注小马哥是否属于“刑法”中所说的连续犯。

　　其次，必须暂时收起政治的明枪暗箭，转而探究法律的原则，追问什么是法治的精神。比如，特别费动支与报销的依据如果是“行政院”函令，那么这种内规或者红头文件是否具有法律效力？以之为治罪依据是否违反了法的明确性原则，也就是，能否将特别费领用的风险全然由领用首长承担？法律必须明确，不明确即无效。而由于语言的局限，法律的模糊在所难免，因此难免对法律的解释。只是这种解释必须不违背人们通常的理解，让人们对“有可能被处罚”具有事先的认知。只有事先预知，才有对法律信赖的基础，才有法的安定性。法不安定，直接意味着人民缺乏对行为后果的预测，因而不知道自由是否随时会受到限制乃至剥夺。不具有预测可能性的法律制度，意味着人民生活在对飞来横祸的忐忑不安之中。法不可知，则“危”不可测。

　　况且，如果行政首长们都遵循着相同的动支惯例，那么，只办马英九，不办其他首长，是否就像只办陆建平，不办其他黑哨裁判一样，属于选择性执法，看人下菜碟，丧失了法律的平等性，从而暴露出过分明显的政治意图？这样的法律原则探讨，可以引导人们远离政治，走近法律，最终印证了托克维尔的分析：由于法律精神的影响，“在美国，几乎所有政治问题迟早都要变成司法问题”，而在当时的法国，一个既不崇尚法治也不厚待法学家的国度，一个司法问题，乃至一切问题，往往最终都成为一个政治问题。所以，马英九特别费案之所以有机会考验一下台湾的司法独立，是因为台湾的政客们在不经意间陷入了法律的泥沼，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单靠政治手腕来搞掉对手了。

　　(作者系法学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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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