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启正：为媒体说两句公道话

　　■高端访谈

　　□本报记者 寿蓓蓓 苏永通 发自北京

　　事件当事人不要企求简单地请媒体主管部门代替自己解决问题；真实、公正的报道才能促进社会和谐；上海人民会继续按小平关于上海的讲话精神去奋斗

　　他曾以国新办主任、浦东新区首任管委会主任的身份为人所熟知，他在上海工作二十多年，在他担任市委组织部长期间，历经芮杏文、江泽民、朱镕基、吴邦国等4任市委书记，他的前任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曾庆红。

　　他是赵启正，卸任国务院新闻办主任后，除了担任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外，还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院长。

　　回首上个世纪的“光荣岁月”，赵启正有话说，他在上海工作二十多年，对这个城市依然充满感情，在与本报记者的对话中，他还借用邓公的话，“力挺”社保案后的上海和上海官员。

　　5月末的一天，在中国人民大学的院长办公室，南方周末记者采访了赵启正。在将近3个小时的交谈中，涉及诸多敏感话题。

　　回首看仕途

　　记者：你年轻时有志向当部长吗？你做过很多工作，哪些是你自己选择的结果？

　　赵启正：当部长？绝对没想过，我最想当科学家或教授。后来的路，很少由我主动选择，如果说选择，那是时代的选择，我能主动选择的就是“努力”工作。我的夫人在上海工作，虽然她是很能干的技术人员，但我所在的单位也未能把我的夫人调来北京。那时候，我根本不懂得天下还有“走后门”这件事。后来我夫人的单位欢迎我，我选择了上海。这些岗位中，只有到上海来是我选择的结果。

　　记者：你当年的同事，很多人都当国家领导人了，你怎么看自己的仕途？

　　赵启正：人各有优点，水平有高低，进步有快慢，这是很自然的事。我的同班同学中还没有当部长的呢，老同学见面时，可不比这个，比这个，那就不亲热了。

　　其实，决定人生道路的还有很多因素，比如说，你可能是很棒，但现在需要一个懂金融的人担任领导，而你只懂工业，这就不能比较了。就能力而言，我已经“物尽其用”了。

　　记者：1982年你是一个工厂的高级工程师，汪道涵是上海市市长，你们第一次是怎么接触的？

　　赵启正：1977年以后的几年中，我在电视技术上有一项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的突破，在上海和航天部当了几次劳动模范，后来他看到过我的一篇文章，他认为有哲学味，他让人告诉我修改得再简明一点儿，在市里的一份参考资料上再发表。

　　1982年，他和我同是十二大代表，我是上海年轻知识分子的代表，因为一块开会，所以有轻松的接触机会。他问我学什么专业，读什么书。他建议我适当地读点儿有关科学进展的新书，让我订阅一本叫《世界图书》的杂志，他说读书评的好处多：发现好书；书评有时比读前言开阔视角，可高效地收集新信息等等。

　　记者：汪道涵先生是不是你仕途上的伯乐？

　　赵启正：虽然汪老是忠厚长者，但他当时是市长，十二大之后，我还在工厂工作，直到我进入市委前，没有机会再见面。个人的交往还是在他退出领导岗位之后。要说伯乐，不是一个人，是一个时代，是当时的上海市委：群众推荐、组织考核、市委集体讨论、上级批准，对每个干部都是一环不少的。

　　相信上海，期待上海

　　记者：你做过上海市委组织部长，那时候干部的廉洁情况怎么样？

　　赵启正：在我当组织部长的时候，干部的廉洁问题还不突出。举个小例子：大概是1987、1988年时开始有的单位在中秋节送来几盒

月饼，退不回去的，就交给办公室。可办公室也不知道怎么处理，我回答：“送给幼儿园吧！”又问，“如果食品不干净，怎么办？”后来放到月饼长了毛。我还记得当时一个大城市市委组织部长一行来上海考察，我们都是很熟悉的同志，于是在家里请他们吃饭。那时组织部门之间还没有公家宴请的习惯。

　　记者：你在浦东新区工作的时候，你是怎么从机制上预防腐败的？

　　赵启正：当时新区党委有“三条高压线”的规定：领导干部个人不许直接谈判地价；不准参与工程承包过程；不准为朋友、亲属的动迁、安置打招呼等。“三条高压线”的做法得到普遍的拥护和执行，后来上海市纪委把“三条高压线”变成“七条高压线”了，使内容更丰富了。

　　记者：1994年就确定了“高压线”，后来还是发生了社保案，你是否很痛心？

　　赵启正：有的时候，对有的人单靠规定，甚至法律也是没用的，说到底，也得靠自觉性，靠文化的传承和品德的修养。那时浦东新区强调“养成教育”，养成什么？很简单，养成勤政廉政的好习惯。好习惯的养成是有继承性的，好传统是一代一代往下传的，继承也很不容易。有时我们感觉很焦虑：当前社会许多方面缺乏诚信，什么都敢做假，连博士论文都有人代写！这是很丢人的事情，如果社会对此“宽宏大量”，这类现象就难以克服。

　　记者：1987年，陈良宇由上海市老干部局局长平调到黄浦区当区长。还记得那次为什么调整吗？对他有什么印象？

　　赵启正：他当时还比较年轻，如何为全市老干部服务，他不太会做，因此老干部们有些意见。后来调到黄埔区，经区人大选举当了区长。当时他就是一名上海市厅局级干部，没什么特别的地方。

　　记者：经历了社保案后的上海，怎么才能摆脱阴影？

　　赵启正：社保案发生后，虽然对上海有一定冲击，但一定要看到，上海多年来取得的进步和成就，是历届党中央正确领导、上海市委的努力和上海人民多年奋斗得来的。上海人民会继续按照小平同志关于上海的讲话精神去奋斗，他在1990年代初说过，“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上海过去是金融中心，是货币自由兑换的地方，今后也要这样搞”。他还说过，“上海人聪明，素质好”，“上海在人才、技术和管理方面都有明显的优势”。

　　现在上海党代会刚开完，新的领导集体正在卓有成效地工作，正全力以赴为把上海建设成“四个中心”而努力；正在迎接2010年的世博会。世博会将是全世界和全中国聚焦上海的时刻，我相信上海会交出一份好的答卷。

　　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的经历

　　记者：你来北京后做国务院新闻办主任，最初你们请部长们来参加，你是怎么说服他们的？

　　赵启正：部委层面都要建立起新闻发言人制度，确实是我们的主意，但出席发布会，也不是都需要说服，很多同志是很支持的，我打个电话一请，人家就来了，到后来，都不用我打电话了，双方办公室商量好时间和内容，就开始具体准备工作了。好多外国记者说，中国的部长了不起，说起数字来如数家珍，他们的部长办不到。

　　记者：新闻发言人制度挑战了一些潜规则，推动这个制度的建立需不需要说服更高层次的领导人？你有尚方宝剑吗？

　　赵启正：你正好说反了，我们是在上级领导下进行改革和创新的，没有上级领导的支持我们怎么能取得进步和成功？我们在全国各省市办新闻发言人培训班，是列入干部培训计划的，得到了各地党委和政府的大力支持。目的是：一是培训干部，二是在舆论上推动新闻发布制度，事实上第二个任务更重要。办班时，当地报纸有很多报道，“新闻发布”逐渐成为“显词”，让它成为政府和社会的共同需要。使人们都了解其义。单靠通知，效果就不会那么好。

　　记者：有记者感觉新闻发言人制度有时反而造成信息垄断，一些信息的发布，都推给新闻发言人，而新闻发言人又不及时发言。

　　赵启正：没有的事！没有建立各级新闻发布制度前，想推诿，也可以用各种理由推诿；不是原来并不推诿，因为有了制度就推诿了。这个感觉不合逻辑，如果这个感觉能成立，岂不是建立新闻发布会的制度就错了。记者也需要学习。

　　真实、公正报道能促进社会和谐

　　记者：你当过7年国务院新闻办主任，今年4月重庆“最牛钉子户”事件，不知你是否关注？

　　赵启正：我没有仔细跟踪这个案例。一般来说，各级政府的危机公关能力都在加强中。其实，不仅是政府，医院、大学、企业等各种机构都应有危机处理意识。国务院新闻办在全国各省市举办的新闻发言人培训班中，“危机处理”是一定要学习和训练的。

　　记者：但也有一些被批评单位和官员，会寻求媒体主管部门的帮助，你赞成这么做吗？

　　赵启正：我觉得事件当事人不要回避向社会表态的责任，企求简单地请媒体主管部代替自己解决问题。事实上，很多事情并不是媒体主管部门可以代行解决的。我要为媒体说两句公道话，比如你这个地方失火了，但媒体对失火没责任，对救火也没责任。对媒体最大要求应该是两个字：真实。真实、公正的报道能促进社会和谐。

　　记者：你说过舆论监督也是正面报道，那什么是负面报道呢？

　　赵启正：如果不实事求是，不说实话，反而违反了国家利益。但是有的实情属

国家机密，发言人说了，会对国家不利，就不可以说，但不能说谎，当然要维护国家利益。我曾说过，我们报道要追求好的效果。比如说

禽流感来了，如果我们及时报道禽流感，就会使公众有预防禽流感的意识，也会和政府配合，你让我杀鸡我就杀鸡，让我不吃鸭子就不吃鸭子。那么这种报道对禽流感防治是正面还是负面？报道的效果是积极的，就是正面的。

　　正面和负面，要从总体的和综合的效果去判断，有助于大家了解问题，从而推动社会前进的，提高社会道德水平的，有利于公众利益的，我觉得都是正面的报道。如果你无法判断新闻本身是正面还是负面，你就从效果判断，从是否有利于最广大人民、有利于社会来判断。你看是不是可以这样看？

　　赵启正，1984年至1986年任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副部长。1986年至1991年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1991年起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1992年10月兼任浦东新区(筹)工作委员会党委书记、浦东新区筹委会主任，同年12月当选为第六届中共上海市委常委。1993年1月起任中共浦东新区工作委员会党委书记、管理委员会主任。1993年2月至1998年2月任上海市副市长。历任上海浦东开发领导小组副组长。1998年1月后离开上海到北京工作。

　　

　　暴帆／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