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谈]地方政府公司化导致制度性冷漠

　　正治意见

　　□张鸣

　　政府公司化问题的求解之道，不是中央收权，回到传统的老路上去，而是彻底消解这种公司化，让地方政府不再担当地方经济火车头的角色

　　地方政府公司化，是美国学者研究中国问题的一个有见地的概括。改革以来的中国现代化，是地方政府导向的现代化，在社会资源缺位的情况下，地方政府成为拉动现代化的最大动力，这是中国的现实和国情。本应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做守夜人的政府，一跃变成了主角，政府的利益跟经济活动有着直接的相关性，其行为、动机，都具有公司的特征。

　　在美国学者笔下，中国地方政府的公司化，是一个值得肯定的具有正面价值的特色，它是

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当然，无可否认，在中国现代化的起步阶段，地方政府的公司化，使得政府对经济发展有了来自自身的冲动，极大地促进了现代化的启动和最初的发展。尽管如此，很显然，如果地方政府沿着这种公司化的轨道再走下去，恐怕对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将会弊多利少，甚至会导致致命的伤害。但是目前突出的问题是，即使在这一轮的现代化启动阶段，政府公司化，也会制造一些“发展的难题”，比如环境、劳工保护、人权等问题。在西方资本主义发展之初，由于人类整体认识的限制，这些问题并不突出，但是今天，这些问题已为全球瞩目，稍有不慎，中国就会面临全球共讨之的尴尬局面。

　　按说，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大一统中央集权体制，本质上是不存在地方政府意志的，地方只能以中央政府的意志为意志。事实上，在改革前的几十年里，虽然批判过若干次的地方主义和分散主义，但真正意义上的地方意志，并没有形成。

　　今天，意识形态的魔力已经消退，在新的一轮现代化浪潮中，地方政府的利益格局已经形成，从前令中央政府忧虑的地方主义，真的“狼来了”。中央的收权，尽管力度很大，包括分税制的实行，拿走了地方大部分优质税源，却依然难以遏制地方主义趋向的泛滥，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地方政府的这种公司化。这种政府的公司化，在特别影响国际观瞻的一些全球性问题上，格外凸显其地方主义的“公司”面目。对于中央政府而言，这些问题所致的外部的压力，显然要比地方大得多，地方政府的思维，往往更像“经济动物”，表现出制度性的冷漠。

　　比如环境问题，往往是中央政府言者谆谆，地方政府却听者藐藐，太湖和淮河这样中央政府下大决心治理的重污染区，花费几十亿资财，却边治理边污染，不仅成效甚微，而且越治越污。显然，在治污问题上，地方政府并没有如中央政府般的积极性，至少，治理污染的动力，没有压倒追求GDP的冲动。同样，当今的劳工保护问题，也是一个颇受外部关注的全球性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热衷于招商引资的地方政府，往往表现为不热心；在劳资纷争方面，更在意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工人的劳动保护、生产环境、工资待遇诸方面，即便是很低水平的要求，大多得不到政府有力的支持，即使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此类问题依然普遍存在。跟环境问题一样，这类事情的外部压力，首先是落在中央政府头上，而对于地方政府而言，更大的利益所在，是保护投资。

　　

房地产问题和由此引发的侵占耕地和房屋拆迁危机，更是凸显出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不同利益格局。中央政府显然不希望

房价不断上涨导致房地产泡沫过大，以至于泡沫破裂时牵动整个经济走向衰退，更不希望侵占农民耕地和拆迁导致的上访风潮一浪高过一浪，既影响中国的国际形象，也导致治理的危机。但是，对于地方政府而言，不断刺激房地产业的兴盛发展，抬高房价，恰是其增加自身收入，拉动本地经济快速发展的最佳途径……无论中央政府花多大力气，房地产的泡沫依然难以挤出来，而且愈挤愈大。

　　公司化的政府，在全球性问题上的不作为，或者反作为，其实恰是体现了自身的行为理性，只是这种“经济人”的理性，往往表现为短视，追求眼前效益。这种理性，如果没有限制的话，自然会排斥道义，排斥公正，不顾环境，甚至不顾起码的人道底线。这不意味着政府中人的冷血，不懂道理，他们也是正常的人，在全球问题上罔顾公义的种种表现，体现的其实是一种制度性的冷漠，这种冷漠，在西方的历史上，往往是公司的经常表现，是要遭到政府制裁的。

　　政府公司化问题的求解之道，不是中央收权，回到传统的老路上去，而是彻底消解这种公司化，让地方政府不再担当地方经济火车头的角色，退回到自己的本位，做一个称职的守夜人。(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