奢侈消费背后的隐蔽逻辑

　　■知道分子之赵勇专栏

　　谈到当下中国消费文化的勃兴之谜，我们常常喜欢拿西方人的理论来做出解释(比如，贝尔的说法就经常被人引用)，这固然有一定道理，但是却也有点剑走偏锋，无法切中要害。近读一条新闻，忽然让我意识到问题根源之所在。新闻指出，在刚刚举行的政协第十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的专题讨论中，“过度消费”成为许多政协委员关注的高频词。鲁志强委员说，当前，一些地方政府带头讲奢华，讲面子，热衷形象工程，热衷标志性建筑，已经成为普遍现象。他认为，在中国工业化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世界少有的现象，如城市建设超规模、超速度、超标准，出现了开发区热、大学城热，城市竞相建设大广场、大草坪、大马路、标志性建筑、高尔夫球场、豪宅别墅和豪华办公大楼，城市建设动辄争取世界第一和亚洲第一。统计显示，中国城市人均建设用地已达130多平方米，高于发达国家人均82.4平方米和发展中国家人均88.3平方米。许多地方政府还追求办公用房和公车消费的豪华。各地在大修楼堂馆所、办公用房和领导住宅以及培训中心方面，追求高标准、大面积，高标准装修“蔚然成风”。

　　在凡勃伦的《有闲阶级论》中，奢侈消费或夸示性消费是与有闲阶级的诞生相提并论的，因为以夸耀的方式消费贵重物品，是有闲绅士博取名望的一种手段。然而，当下中国的夸示性消费首先却是一种政府行为。鲁志强委员在谈到这个问题时只是提到了“一些地方政府”，我现在想说的是，更高一级的政府又何尝不是如此？在英媒体刚刚评出的十个最大最重要在建建筑工程中，中国就有三大建筑入选：鸟巢排名第一，北京首都国际机场3号航站排名第五，央视新址名列第八。作为建筑学上的奇迹，这可能是让国人长脸的事情。但问题在于，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却有三大建筑榜上有名，这是不是有点吊诡和讽刺？

　　凡勃伦说，夸示性消费可以让有闲的绅士博取声名，作为政府行为的夸示性消费亦可作如是观。中国人好面子，所以就有了各种各样的形象工程。地方政府为了让它那块宝地显得富甲一方，便加紧了形象工程的比学赶帮超；中央政府为了改变一穷二白的中国形象，让世界人民啧啧称奇，便有了动辄几十、上百个亿的大工程。不能说这些大工程没有实用价值，但现在看来，它似乎更想赢得波德里亚所谓的“符号价值”。而符号价值与夸示性消费本来就是一对亲兄弟，它们原本是富人们的接头暗号，如今却变成了政府们的亮相行头。

　　走笔至此，我们不妨得出如下结论：中国的过度消费、奢侈消费固然原因多多，但政府潜移默化的引导应该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据说，政府正在营造一种节约型社会的氛围，这样的理念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但在提倡的口号与实际的行动之间往往却又存在着巨大差距。当然，那些大工程大建筑都有利国利民之类的幌子，但也唯其如此，它就会给社会带来更多的隐患和更大的危害，因为它实际隐含着过度消费无罪、奢侈消费有理的逻辑。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许多人经过逻辑换算之后可能会突然明白：我们搞的是节约型社会，但我们却可以过度消费。也许，中国的消费文化热就是这样兴起的。

　　古人云：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我们的学者再来研究中国的消费文化时，应该充分注意到这种特殊现象。这种现象很中国，很可能世界上绝无仅有。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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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