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岗位助学”收获更多

　　去年“岗位助学”时，有的学生对工厂提供的免费午餐并不珍惜，常抱怨它们“难吃”，随意将“不好吃的”弃之；今年该厂取消对学生的这一照顾，但学生自带午餐中不乏十分丰盛者。（见7月14日厦门晚报）

　　看到这个消息，作为一位退休教师，我总觉得这些学生吃苦性太差。想想以前，从高一到大学毕业，我们每年都得下乡几周。其时，我们自带铺盖到郊区，或数十人一间农舍，或直接入住农家。从小长在大上海的我们，在“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的要求下，如此一年年地吃苦锻炼，不仅逐渐不觉得农村生活难熬，甚至在离开大学前，还主动去农村“夏收夏种”了两周！

　　回首当年的下乡生活，我觉得“值”——它既让自己多少明白了“20个农民的辛劳才能培养一个大学生”的深刻含义，也帮助我确立了“认真工作，服务多数人”的人生信条。

　　今昔的各方面显然不可相提并论，但想到这些应届高中生几年后就得走上社会，独自面对生活、工作的种种压力；想到我国各项经济指标的人均值都相当低，提升国力的重任将由这代学生来承担，我不由担心：如此娇嫩的他们，将如何在几年里变得能吃苦耐劳，并能坦然面对人生的挑战？

　　应该肯定，相比那些弃岗者，正进行“岗位助学”的学生是出色的——他们至少在酷暑中用双手积攒自己的学费。但是，工厂、家长和学生们为何不一起思考：如何提高这段宝贵时间的“效益”，使学生通过与工人师傅的尽量“三同”，既多吃点“苦”，又至少能从同龄工人师傅身上感受到自己的幸福，从年长工人师傅身上体会父母的艰辛，进而加深其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并多少明白“今后一切要为多数人着想”的大道理？须知，这种精神层面的收获远不是他们一两千元的劳动所得可比拟的。

　　如果认同“三同”的必要性，实践起来也不难。至少，参加“岗位助学”的学生可以从用餐标准靠近工人师傅做起，家长们则不必在盛夏中为孩子操劳“特殊的晚餐”，而工厂更应把学生当成员工，在培养他们的吃苦能力方面多花些功夫。

　　庸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