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7.20　眉批时评

　　被审计出问题的部门为何失语

　　然而，被审计部门大多选择沉默，这让审计部门承担着过多的压力，尤其是问责不力所带来的舆论压力，几乎都集中到了审计部门身上。这些年来，公众在为一次次“审计风暴”叫好的同时，却对接下来整改过程有诸多疑问：有些问题、有些部门年年审、年年犯，如果审计之后没有整改，还要“审计风暴”何用？这里，人们将审计整改的成效，作为了衡量审计署工作的重要标尺。

　　然而，

审计署不是查处部门，整改成效并不仅仅取决于他们。在更大程度上，审计报告更像是一个“问题线索提供者”，报告公布后，应该有相关部门对审计问题进行调查，对相关责任人进行处理；而相应地，调查处理的进展和结果，最好也应由这些部门进行及时、准确、全面的公开。由审计到处理，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形成审计的“合力”，才是公众所期待的。

　　而且，在现阶段，审计体制采用的是隶属于政府部门的行政型审计模式，尽管对于一般的被审计单位而言，这种审计体制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但其独立性远不如立法型和司法型体制强。比如，虽然法律规定审计机关不受其他行政机关、社会组织和个人的干涉，但审计机关与其他机关同为行政机关，审计部门的经费受制于本级政府的财政预算约束。在这种情况下，被审计出问题的部门，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严肃认真对待审计结果，迅速有效推进整改工作，并不是审计部门所能把握，而是取决于各部门自身以及更高权力部门的态度。

　　眉批：审计部门发现问题，相关职能部门跟进，整改、查处，已经一再被强调。如果从头至尾，在公众眼里都只是审计部门一家的“独角戏”，那么，一个孤独舞者再强大的精神力量，又怎么能让公众放心——违规部门真可以依靠自身道德或者是上级指示，不透明也能完美地使不规范变得规范？

　　与其等绿色GDP不如留下买路钱

　　相当一段时间，社会舆论希望“绿色GDP”能够有效阻止经济活动带来的环境加速恶化趋势。然而，要正确核算“绿色GDP”，需要对治理污染的费用和资源消耗的成本定价。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这两项定价的标准难于统一。因此，截至目前，全世界仍然没有一个公认成功的“绿色GDP”评价体系。而中国的基础统计工作尚未完善，进行“绿色GDP”这类开创性的工作困难更多。

　　关于“绿色GDP”，国家统计局局长谢伏瞻的最新表态是，因为国际上现在还没有这个意义上的GDP核算标准，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采取这样的核算方式，所以还不能够公布这些数据或者真正进行价值量的核算。他没有提到任何具体的时间表，只是说要本着严谨、科学、慎重的态度继续研究、探索。这令海外媒体猜测，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可能不再公布“绿色GDP”。

　　我以为，与其寄望于“绿色GDP”的研究制定有突破性进展，中央应该施行让企业直接感受到环境成本的政策，也就是让污染生产者为自己行为的外部性埋一部分单。此山不是你开，此树不是你栽，过路付点钱是应该的。一定程度上，新一轮资源税调整即可发挥这方面作用。当然，真正刺痛企业、地方政府，使其改变生产行为、投资行为，这一项支出必须大到足以影响其预期盈利和市场估值。通胀压力和股市波动都不是姑息的理由。

　　眉批：“竭泽而渔”的生产模式还能维持多久？绿色GDP又该如何核算清理环保成本？这确实是个难题。积账之下，岁月让我们见证了蓝藻暴发，看到了鱼类的大面积死亡，以及一些脆弱尴尬的治理经验失效。时不我待，避免环境债务变成永难复生的坏账，那些能切实发挥作用的办法，为什么一再停留在呼吁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