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围绕投资和物价的调控“迷思”

　　作者：刘煜辉

　　在推迟了一天后，昨天上午，上半年各敏感数据终于出炉。当然最为牵动市场神经的自然是物价和投资，因为一直以来这两大指标都是宏观部门决定是否采取进一步宏观紧缩措施的最为重要的依据。

　　统计显示，上半年CPI同比上涨3.2%，其中6月份CPI同比上涨4.4%，数据虽高，但与坊间的预测值几乎完全一致。倒是上半年投资同比增长25.9%，增幅比上年同期回落3.9个百分点，降幅有点超出预期。但如果再看看上半年高达1125.3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已占到了去年全年1774.7亿美元顺差的三分之二），一切又皆在释然之中。

　　当下以抑制投资规模为主线的宏观调控，越来越陷入一个困局：当投资尤其是有效率的配套公共投资受到限制后，消费及进口的增速就受影响，而出口并不会受宏观调控的影响。这样，进口也就赶不上出口，最后导致巨额的贸易顺差，随后必然是流动性泛滥和加剧本币升值的压力，

房地产、

股票等资产泡沫急剧膨胀。如果不尽快走出这一调控“迷思”，中国经济很可能被动地在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中慢慢倒下。

　　宏观部门对于投资的看法是值得商榷的。为了鼓励消费，中国必须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这意味着中国要修建更多的配套公路、地铁、学校、住房，而所有这些无疑需要大量的基础设施投资。这些配套基础设施投资大幅增长，不同于无效率的重复建设，反而可以缓解目前经济发展的“瓶颈”，改善投资和消费关系，扫除对未来不测的不安全感，并促进中国家庭的消费。

　　投资和消费不可能分立，简单地把中国经济的问题结论为“减少投资、增加消费”都是机械的。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的投资问题远不是总量过大的问题，而是一个结构和效率问题，至少从目前的投资结构上似乎还看不出太多的不合理性，真正应该理顺的或许是投资体制中的政府与市场的边界问题。

　　同样，笔者也不认同宏观部门对于价格的看法。客观上讲，抛开供给方面所造成的粮食上涨因素，中国当下的价格上升，反映的主要是由于工资、能源、原材料价格上涨导致的相对要素价格调整。这种温和的通胀反映的主要是劳动生产率持续增长后的成本推动型价格调整，而非全面的市场供不应求。很多因素都支持中国需要保持一个长期温和的价格上升来度过一个转型关键时期。

　　一是资源要素价格的改革。一个由政府主导资源配置向市场发挥基础性作用的转变过程，过去被人为扭曲低估的土地、能源、劳动力等要素价格逐步得以修正，只有当要素市场价格上涨能成为投资规模的“自动减速器”之时，市场机制才可以说真正得以确立。

　　二是投资和消费失衡的改善，特别是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推进，上游价格是一定要向下游传递的。否则，资源要素价格的扭曲根本无法传导经济过热的影响，造成日用消费品价格表面没有通胀的假象，实质上则是挤压下游企业利润，导致投资消费关系的进一步恶化。

　　到了抛弃围绕投资和通胀而进行“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调控模式的时候了。不能再以国内的廉价要素资源和劳动生产率的迅速提高来贴补外国投资者以及消费者，以压制国内的通胀压力，为缓和全球的通胀压力作贡献了。

　　事实上，当下加大配套基础设施的公共投资，解除制约消费增长的瓶颈以及加快资源要素价格的市场化改革，所谓“中国因素”必然抬高全球的能源、矿产等大宗商品价格，由此美国贸易赤字恶化，必然倒逼着美联储做出利率调整，全球的需求以及中国外部的流动性都会自然减少，中国出口需求也将减弱，国际收支失衡得以改善。

　　这种调整完全有别于所谓名义

汇率的机械升值，因为资源要素价格上升的利润不是在外资手中，主要是中国企业受益，最终同样能够达到倒逼企业进行产业结构升级的效果，并且还有利于启动国内消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