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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参考]返回古典，就是返回我的“六经”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8月09日15:40 南方周末
□刘再复 编者按：刘再复先生认为，四书五经只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中国传统文化还有相对独立的另一支，即由《山海经》、《道德经》、《南华经》(庄子)、《六祖坛经》、《金刚经》和《红楼梦》组成的“六经”。重自然、重自由、重个体生命，是它们共有的特性。从这些古代人文经典出发，就不难打通从中国传统文化到现代化的通道。 如何重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回我们的文化自信，找到现代文明的生长点，一直是我们的重要课题。刘再复先生的主张固然不可能提供一个完满的答案，却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有意义的参考思路。 刘再复先生标举的“六经” 《金刚经》发现人的身体是人的终极地狱 《六祖坛经》发现语言(概念)是人的另一终极地狱 《逍遥游》将逍遥自在的游世态度说得再明白不过 《道德经》主题就是返朴归真，保持生命之初的那份本真 《南华经》说尽人生的悲剧和历史的悲剧，进而高扬“绝圣弃智”即反异化、反野蛮的鲜明主旨 《山海经》是中国最本真的精神历史和最本真的精神文化，也是《红楼梦》的审美原型 《红楼梦》乃文学圣经，中国文学与人类文学的经典极品 中国文化有两大血脉 前年秋天，我到台湾中央大学担任驻校学者与客座教授，去年又到台中市东海大学担任讲座教授。此次台湾之行，其因缘首先是正在担任中央大学校长的刘全生教授的邀请。他本是美国马里兰大学的副校长，1996年我到马里兰探望也在该校任教的女儿剑梅时，结识了他，并一见如故。他本是物理学家，可又很有人文理想。谈吐之间，我感受到他那种整个身心拥抱教育事业的赤子之情。他告诉我，美国总统托马斯·杰弗逊临终前嘱咐，倘要铭记他，请在墓碑上写下他是《独立宣言》和《弗吉尼亚宗教自由法》的作者、弗吉尼亚大学之父，不要外加一个字。当然也不要外加“总统”这一至尊名号。这是奠定美国自由思想的天才领袖的价值观，也是刘全生校长的价值观。这很容易融入我的情感深处。于是，我们成了很好的朋友。此次我应邀到他主持的大学，既是遵从友人的召唤，也是遵从内心的命令。 中央大学的工作尚未结束，刘全生校长又把我介绍给东海大学校长程海东。这两位校长精神气质非常相近，而且都是在美国深造自然科学取得成就之后再转向教育，不同之处是程海东教授还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东海大学有贝聿铭设计的教堂，我在那里听他阐释《圣经》，其声音之纯正让人如闻天乐，一下子就把我在台湾听到的政治噪音全都化解掉了。 全生校长非常谦卑，我到达台湾的那一天，他亲自到桃园机场迎接。一上小车，他就介绍中央大学对故国人文传统极为重视，大学本科一年级的学生都在诵读四书五经。台湾未经历大陆那种横扫一切的“文化大革命”，中国传统的人文香火一直没有熄灭过。校门外虽常有政治喧嚣，校园内还是念念不忘“子曰诗云”。听他这么一说，我立即回应说：中国文化整体，具有两大血脉，如同人体有动、静两脉。一脉重秩序、重人伦、重教化。这是以孔孟为灵魂的四书五经和之后的程朱理学，一直延伸到曾国藩、康有为等；另一脉则重自然、重自由、重个体生命，此脉以老子、庄禅为灵魂，上可追溯《山海经》，下可连接《红楼梦》和五四新文化运动。我到台湾，想多讲第二脉，可给现有的教学内容结构作一平衡和补充。他听了很高兴，说有了另一脉，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就更为完整了。 通过“六经”重返生命本真之路 中国文化的两大血脉都极为丰富，不管讲哪一脉，都很难在一个学期里讲清楚。所以我早在美国备课时就想好，第二脉就讲“我的六经”。 我不喜欢沿袭他人的习惯性思维，所谓六经，也是我自己的选择与界定。这六经包括《山海经》、《道德经》、《南华经》(庄子)、《六祖坛经》、《金刚经》和我的文化圣经《红楼梦》。六经中，唯《金刚经》属大乘般若体系中的佛典，产生于印度，但因为它早在公元402年便由鸠摩罗什从梵文译为中文，一千六百年来在中国广泛流传，不仅中国化，而且中国心灵化，完全成为中国精神文化系统的一部分血肉。而禅宗伟大的思想家慧能，则因闻他人诵读《金刚经》“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而豁然开悟，投奔弘忍后又以《金刚经》为精神基点，把禅的思想推向顶峰，也才有深刻影响中国世道人心的《坛经》。一千多年来，中国的佛教著作虽多，但唯有六祖的《坛经》被尊崇为“经”，于是，抓住《坛经》则抓住构成中国大文化“儒、道、释”三维中的释家一维，倘若再抓住《金刚经》这一经中经和典中典，那就离“佛”很近了。 历来的禅宗研究者，都把慧能视为宗教改革家，而我的朋友高行健，则彻底地把他视为思想家。行健发现慧能创造了一种新的思想可能性，这就是无须逻辑、无须实证、无须分析也有思想的可能性，即通过感悟而抵达真理的可能性。此外，他又发现慧能给中国智者树立一个伟大典范，这就是通过自性的开掘达到把握生命本真当下存在的典范。高行健的戏剧代表作之一《八月雪》，其主人公便是慧能。他是个宗教领袖，但拒绝任何偶像崇拜；他名满天下之后，唐中宗、武则天请他入宫当“大师”，更是拒绝。最后他甚至打碎传宗接代的衣钵。慧能很了不起，他拒绝进入任何政治框架，拒绝参与任何权力游戏。他的清明意识告诉他，一旦进入就会失去人间最为宝贵的思想自由与表达自由。慧能的人格力度，不是表现在“造反”，而是表现在力透金刚的拒绝。《八月雪》表现的正是人如何得大自由、大自在的真理。 我在课堂上讲《金刚经》、《六祖坛经》，正是把这两者视为个体生命得大自在之经。在我看来，《金刚经》与《坛经》分别完成了两大发现。《金刚经》发现人的身体是人的终极地狱，而《坛经》则发现语言(概念)是人的另一终极地狱。身体产生欲望，有欲望，才有各种烦恼与妄念，才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等媚俗之相。所谓“空”，就是去掉欲望和它所派生的各种妄念俗相而回到生命的本真状态。对空最大的误解是以为空是空虚，不知“空”恰恰是拒绝妄念遮蔽的内在智慧的充盈。 在此基础上，慧能还发现，人的智慧并非人们熟知的那些概念，其实，许多大概念都是大陷阱，都可能让你产生语障、眼障、心障，让你的慧根善根全然灭绝。“本来无一物”，是说生命本来是没有概念的，有了概念，才有尘埃，才有毒素，才有遮蔽与堵塞。我对同学们说，我和我的同龄人，正是在概念的包围中迷失的一代，整个青年时代全在“继续革命”、“阶级斗争”、“全面专政”的概念地狱中穿行。如果不是经历过这种刻骨铭心的迷失和地狱体验，如果不是尝尽概念的苦果苦汁，就不能理解《坛经》，也不会认识慧能这个主张“不立文字”的天才。 对于《道德经》与《南华经》的理解，其实也是尝尽概念苦汁的心得。台湾的国学家们对老庄两经很有研究，也曾在东海大学任教过的学者徐复观先生，他的名著《中国艺术精神》对庄子的阐释就极为精彩。抓住庄子《逍遥游》中的一个“游”字，把庄子逍遥自在的游世态度说得再明白不过了。人生一世，不过是到人世间游览一回。地球之行，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地狱之行”。名利场，权力场，政治较量场，哪样不是地狱？面对地狱，只可游观，不可卷入。徐复观先生自然也有自己的人生遭遇，但就尝尽概念苦果一事而言，其体验未必有我们深刻。也许因为切肤之痛，所以我在《道德经》中就读出一个文眼，一个精神之核，这就是“反”字。“反者，道之动”。反，是一切事物运动的根本规律。“反”字如此重要，那么它是什么意思呢？钱锺书先生在《管锥编》中曾汇集了历来的种种解释。在多重意义中，它的主要意思是“相反相成”的“反”，还是“返回”的“反”呢？ 我敢斩钉截铁地回答，是返回的反，是复归的反。《道德经》的主题就是返回，就是复归，复归于朴，复归于婴儿，复归于太极。扬弃人为的东西，返回自然状态，返回赤子状态，返回质朴状态，不仅要返回质朴的生活，而且要返回质朴的内心。对于人来说，最难的是拥有财富、权力、名声之后仍然保持质朴的内心，仍然保持生命之初的那片婴儿的天真天籁。守持生命的本真，这才是诗意的存在。海德格尔晚年那么崇尚老子，就因为老子告诉他，人应当怎样诗意地栖居在人间大地之上。关于如何“诗意栖居”这个大哉问，老子比海德格尔所喜爱的荷尔德林回答得更加清楚，而且早了整整两千年。我真感谢老子，正是这个“返”字，使我找到了生命的大方向。所谓五十而知天命，对我来说，就是知道这个“返”字。所以我把返回童心视为此生此世最大的凯旋。 在返回生命本真的路上，什么是真正的障碍呢？老子和庄子的回答是一样的：障碍就是那些人为制造出来的东西，不仅是技术和技术派生出来的兵器、战车，而且是概念和概念派生出来的巧智、心机和权术。一部《南华经》，说尽了人生的悲剧和历史的悲剧，而悲剧的根本，便是人被人自己制造出来的东西所主宰、所统治、所消灭。“绝圣弃智”的命题与其说是反文明，不如说是反野蛮：反对机器对人的异化，反对在神圣概念掩盖下使用先进武器所进行的血腥战争。反对为“窃钩者诛，窃国者侯”的历史事实所作的一切知识包装和知识面具，反对阻挠人们向生命本真靠近的各种理论和理由。我感谢庄子，想起他的名字，不仅坐卧往来很自然，连颠沛流离也很自然。 台湾的教授与学生，大约没想到我会把《山海经》也列入一经，对《红楼梦》也称为经。《红楼梦》一开篇就讲大荒山，就讲女娲补天的故事，直接连上《山海经》。其实，《山海经》不仅是《红楼梦》的审美原型，而且给庄子、楚辞等许多中国文学典籍也都提供了审美原型。《山海经》是神话，不是历史，但它却是中国最本真的精神历史和最本真的精神文化。与希腊、希伯来的神话相比，《山海经》显得单薄，然而中国的原始神话虽少，却很有力度。女娲补天，精卫填海，夸父逐日、刑天舞干戚，这些失败的英雄全都力透乾坤。所以，它既是审美原型，又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原动力。中华民族历经无数苦难，为什么不会灭亡？关于这个问题，钱穆等历史学家做了许多精深的研究，但都没有揭示出一个原始原因，这就是中华民族在它的童年时代就有一种伟大精神：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补天、填海、逐日，都是不可能的，但是正是把不可能化为可能的不屈不挠的精神，使中华民族从未被艰难困苦的命运所击倒，数千年来终于不依仗上帝的肩膀而靠自己的肩膀扛住黑暗的闸门和挑起历史的重担，一直走到被称为21世纪的今天。 我曾说过，没有禅宗，就没有《红楼梦》，其实，没有《山海经》，也不会有《红楼梦》，至少不会有《红楼梦》的连接鸿之初的恢宏与苍茫，也不会有那一块多余石头的奇丽想象。我把《红楼梦》当作文学圣经，一是因为它是中国文学与人类文学的经典极品，是与《荷马史诗》、但丁《神曲》、莎士比亚《哈姆雷特》、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陀斯妥耶夫斯基《卡拉玛佐夫兄弟》同一级的反映人类精神水准的坐标。二是因为它的情节大框架与《圣经》同构。其主人公贾宝玉林黛玉来到人间之前也有一个伊甸园时期，他俩就是中国的亚当与夏娃，不过，曹雪芹赋予他们更富文采的名字，叫做神瑛侍者与绛珠仙草。伊甸园的上方也有一个造人的创世纪之神，不过，她不叫上帝，而叫做女娲。更为重要的是，《红楼梦》中也有一个基督，只是尚未成道。这个准基督就是贾宝玉。他爱一切人、宽恕一切人。他疏远一些人只是出自本能，而非仇恨。他是一个没有敌人、没有偏见，没有妄念，没有功名心、报复心、机谋心的特异生命，换句话说，在他身上没有常人的嫉妒、贪婪、猜疑、算计等生命机能。探春称他为“卤人”，其“愚鲁”就在于缺少这些机能。 巨著中的诗意生命，除了宝玉之外，还有黛玉等一群站立于泥浊世界彼岸的青春少女。曹雪芹发现了青春少女的绝对价值，塑造了一群具有高度生命质量的“女儿”形象。西方《圣经》的主角基督的十二门徒全是男性，《红楼梦》这一文学圣经的主角周围则是布满青春气息的“十二钗”，全是女性，清一色的女性。曹雪芹在自己的伟大作品中，惟一牵挂的就是这些女子的生命。在曹雪芹的审美眼睛里，所谓美，就是青春生命。《红楼梦》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青春生命的颂歌与挽歌。它不仅具有说不尽的文学内涵，而且具有说不尽的哲学内涵。它太特别了，它既吸收了庄、禅甚至儒的哲学精萃，又完全超越了各家哲学的局限，它大于儒、大于道、大于释，它高于道德、高于政治、高于种种理念，从而获得宇宙般的没有时空边线的大境界。它有宗教般的恢宏与境界，有信仰，但不是宗教。它信仰的是美，是人之美与情之美，是青春生命和诗意情感之美。曹雪芹是自古到今中国文明史上第一个以审美代宗教的伟大发明者，他的卓绝千古的文学实践导致了蔡元培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的理念。有《红楼梦》作参照系，一切文学作品的高低深浅，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这样的伟大作品，不是文学圣经是什么？我一直庆幸自己出生在《红楼梦》之后，倘若在这之前，人生没有贾宝玉、林黛玉、晴雯、鸳鸯等相伴，日子该多乏味。 在课堂里讨论时，我对同学说，你们熟读四书五经，再加上这六经，灵魂就有了张力场，不仅生命会更为完整，而且想什么、写什么都会深一些。在《红楼梦》里，薛宝钗投射的是四书五经文化，林黛玉投射的是“我的六经”文化，两者都有充分理由。林、薛之争可视为曹雪芹灵魂的悖论。说“钗黛分殊”是对的，说“钗黛合一”也没有错，只是曹雪芹心灵的天平更向黛玉一边倾斜而已。就个人而言，我更是倾心于绛珠仙子，拒绝向薛宝钗靠近。 打通中西文化血脉 我把出国前界定为第一人生，出国后界定为第二人生。于是，常与朋友开玩笑说，第一人生中我天天读“老三篇”(毛泽东的《愚公移山》、《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第二人生则天天读“老三经”(指《山海经》、《道德经》、《六祖坛经》)，甚至老六经。由于天天读，这六经便融入自己的身心，整个生命感觉便全然不同了，连吃饭睡觉的感觉也不同了。时至今日，我与六经仿佛已是血肉一体，真分不清是我注六经还是六经注我，正如分不清是庄周梦蝴蝶还是蝴蝶梦庄周。此时我着笔说六经，是我注六经，而放下笔，无论是衣食住行，还是读书思想，又觉得六经注我。王夫之说“六经责我开生面”，我也常有此种感觉。重自然、重自由、重个体生命的六经，只进入心灵深处，就感到解脱，感到新的活力又如黎明升起。很奇怪，离故国的土地愈远，愈觉得故国古典文化的魅力。西方文化确有它的长处，尤其是它的逻辑文化与理性文化。其逻辑文化发展到极致，便产生电脑所负载的程序文化，从而给人类世界又开辟另一番天地。但是，人毕竟是人，人需要听程序的指令，更要听从内心的绝对命令。因此，程序文化还需要感悟文化的补充与平衡。我相信将有更多的西方智者会像海德格尔那样倾心于中国文化中的大智慧。 近几年，我与李泽厚先生常常一起呼唤“返回古典”，这一古典主要是指故国的古代人文经典。不过，他落脚的重心，第一是孔子，第二才是庄子，而我则是先返回“六经”，再参照四书五经，换句话说，厚重“六经”，不薄五经，并努力打通中西文化血脉，这便是我今天的精神之路。 (作者为旅美学者) 大标题有改动，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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