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司法努力化解“民工律师”之怨

　　■ 社论

　　近日，以打民工维权官司而闻名的重庆律师周立太，在自己的博客上发表《又有一群“狗日”的跑了》后，随即引发激烈争议。一些网友质疑民工过河拆桥，恶意拖欠律师费，挨骂活该。也有一些网友从民工的弱势地位出发，认为拖欠甚至拒付律师费情有可原。

　　仅从这篇博文中提到的信息看，在事实判断上其实不存在争议。周立太虽然声称“帮助民工打官司”，但他并未声称自己的“帮助”是无偿法律援助。其实，正因周立太在民工维权诉讼中使用风险代理，才有那么多民工身无分文，也能找周立太打官司。也因这一收费方式必须在胜诉并获赔之后才能确定、进而拿到律师费，当民工领取欠薪或赔偿之后一走了之，周立太收回律师费的可能性事实上已很小。声称自己是“律师”而非“雷锋”的周立太，在遭遇了无数次的“民工逃费”事件后，一怒之下大骂违约的民工不难理解。

　　有人说，“为穷人说话的很多，为穷人做事的很少。”不少律师既不为民工说话，也不为民工做事；少数律师为民工说话，但却又不为民工做事。周立太却是对民工辱骂很多，也为民工做事很多的律师。有不少人挥舞着道德大棒对周立太高声呵斥，认为他辱骂违约民工有违其“民工律师”的身份，更有人称周立太以“为民工

　　是的，律师很多，不缺周立太一个。但“民工律师”的称号之所以加在周立太身上，也折射出民工在寻求法律帮助上的现实困境。特别是在深圳、重庆这样一些法律服务市场比较成熟的城市，如果民工维权有利可图，自然会有大批律师争抢这个市场。事实上，并没有太多律师肯接民工维权的业务，也因此，周立太对民工的风险收费才会比较高。但是，周立太为众多民工所选择，是典型的市场行为，他对此并无任何的强制，自然不应受到来自道德层面的谴责。

　　现实的解决路径倒是，在行政层面，如何加强劳动执法，最大限度减少企业恶意欠薪，并促使企业认真履行工伤赔偿责任。如果行政执法到位，司法层面的劳资纠纷就会大量减少。而对确有必要诉诸司法的民工维权案件，国家也设置有法律援助制度。据统计，2006年，全国共办理法律援助案件318514件，其中有125290名农民工受益于诉讼法律援助服务。（8月25日《法制日报）这一数字与大量急需法律帮助的民工相比，还有较大差距。

　　司法的设置本来就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而不是每一起劳资纠纷都必须采用的解决方式。于法律援助之外的律师服务，还是得尊重法律服务的市场规律，强求律师在民工面前都来做“雷锋”，结果只能是扰乱市场。但于司法层面，法院在依法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的同时，也应合理运用惩罚性赔偿，应对不良企业主的恶意欠薪。

　　针对企业的惩罚性赔偿，一则可约束并预防企业的恶意违法，二来又能缓解民工与律师之间的紧张关系，使民工和律师都能在企业的赔偿中有所受益。有了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的这些努力，乐于为民工打官司的律师才会日益增多，将自己饱尝的欠薪之苦转嫁到律师身上的民工，才会越来越少，像周立太者也才不会愤而骂人。

　　相关报道见昨日A1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