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写教材 应事先听取公众意见

　　

几乎没有哪一次有关课改的消息不会引起舆论的倾情关注。从2005年金庸小说 《天龙八部》入选高中语文读本，刘翔进入上海小学教材，到《狼牙山五壮士》从一些地方课本中删除，及至今年《许三观卖血记》、《雪山飞狐》等选入北京高中教材，而鲁迅、朱自清等人的作品却在渐渐淡出下一代的视野，乃至世界大战不再列入高中历史必修课等，莫不引起舆情关注。

　　其实，舆论的关注根本没办法改变什么。在我们起劲论争前，课改已经完成，教材已然编定。不论你是否赞成，它都将成为孩子们必须接受的教育。这也就意味着，自始至终，课改与社会舆论之间，成了两条互不相干的平行线：教材编写者从没想过要应付课改所引起的舆论反响，而舆论似乎也从来没有影响着教材编写者的意志。难道教材编写不应向公众征求意见吗？还有什么比这更值得关注的吗？

　　教材是用来教育的，什么样的教材决定了孩子们将接受什么样的教育。这是公众关注课改的实质。然而长期以来，在教材编写方面，一直缺乏畅通公众意见的制度管道。这是因为我国实行的是一种编、审、用一体化的集权型体制，教材编写机构编什么，学生就得接受什么，即使是对教材的审定，也仍是一种体内循环机制。这种教材编写模式的结果是，我们只可能有一本教材，学校没有其他选择的可能。显然，在一个有着越来越多公众表达的时代，这种自闭式教材编写模式，没得到重视与警惕。

　　很有必要参考一下别国在教材编写与使用方面的做法。在一些欧美国家，教材的编写工作大多由民间出版社完成，然后经地方教育主管部门或学校进行严格比较和挑选后，才进入使用。这种竞争态势使教材编写与出版者，不得不时刻密切地关注教育的发展，真正与时俱进地提高编写水平，当然也迫使他们不得不更多地听取公众尤其是学生及家长的意见，也不得不十分注重各方面代表对教材编写的参与和论证。

　　一种民主、开放式的教材编写，必然极大地降低教材已进入使用后才引起社会争论的风险。当然，这里面有着国情不同的原因。也许我们可以乐观地期待，在我国教育改革中，公众的意见将最终会或多或少地参与到教材的编写与改革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