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贫困大学生“感恩门”背后心理困境

　　“一对一”资助的见面仪式开始了。“我们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会议厅、这么多时髦的阿姨、这么多领导。”一位被资助的大学生回忆。大学生们被要求上台和跳舞——《感恩的心》，这也是仪式的主题。但这些贫困学生似乎不喜欢这样的“感恩”方式，包括频频给资助者写信。他们眼中的感恩，是努力活着，自然而有尊严。

　　尽管7点就赶到镇上搭车，但颠簸了6小时到达湖北襄樊时，大学生段东仁(化名)还是迟到了。对他和他同伴的“捐赠仪式”早已开始，会场上正放着歌曲《感恩的心》。这个20岁的孩子被叫上台，和另外21名受助大学生一起跳舞。

　　台上的大学生都出自寒门。这场在2006年8月中旬举行的活动，是襄樊十几位女企业家对他们“一对一资助”的仪式。中国人更喜欢用仪式表达他们的心情，比如这场由襄樊市总工会组织的活动，主题是“感恩的心”。

　　但来自湖北保康山区、穿着灰衬衣黑布裤解放鞋的段东仁，感触最多的是自己卑微的心。他只记得，那首不过5分钟的歌，仿佛把秒针凝滞住了；他的手脚，像被一桶浆糊泼过般僵硬；而舞台上的灯光刺痛了他的眼睛——在他家，仅有4盏30瓦灯泡。

　　一年后，2007年8月19日，段东仁没能继续参加捐赠仪式。这一“结对”资助，每次资助期限为一年。贫苦的孩子并不知道这个坏消息，直至2007年8月27日，记者联系上他。此时，他与其他4名“缺席”的大学生，已被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

　　“感恩门”前，孩子受伤

　　8月19日，辽宁大学的龙威与其余16名受助学生，再度获得襄樊市总工会牵线的“金秋助学”资助。根据2006年的协议，与贫困大学生结对的女企业家每年将资助他们1000元，直至其本科毕业。

　　市总工会负责人解释了段东仁等5名学生缺席的缘由——一年多来，有2 ／ 3的受助学生没给资助者写过信，一名男生写过信，但只是想再得到多些资助，信中连句“谢谢”都没说。“我们不愿再资助没有感恩之心的大学生。”一些女企业家感到失望和愤怒。

　　捐助者的心完全可以理解。“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春秋时期的《左传》，就留下了“结草报恩”的典故。而在今天的电视中，你可以不断看到类似的场景，比如灾民们跪在前来视察的领导面前，泪流满面。但现在，竟然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对捐款者不闻不问。所以，这个消息被媒体披露后，网上就有人大骂这几个孩子“白眼狼”。

　　面对这些反应，身处漩涡的大学生龙威保持沉默。这个频频给资助者写信、打电话的19岁男孩，此次被树为“懂得感恩”的典型之一。但他在心里为那些没再获助的同学抱不平——他理解他们的心，“除了那个写信要钱的男生，阿姨们是不是应该去了解一下，她们资助的孩子为啥没写信？”

　　但主角们不约而同地保持了沉默。“我们不会再接受资助，将来我们要资助别人！”被取消资助的王可(化名)的母亲，在电话中断然拒绝了总工会继续寻找资助者的好意。另两名学生的电话或手机，要么无人接听，要么称孩子不在家。

　　寒门之子的习惯性沉默

　　3名被取消资助的学生中，就读于哈尔滨某大学的段东仁是最后的知情者。当记者驱车6小时来到他偏居山区的家中时，头发花白的父亲以为暑假留校的二儿子闯了祸，从竹凳上弹了起来。

　　“我没接到任何通知。”接受采访时，段东仁在电话中说。2006年10月，他曾与资助者通过一次信，之后再无联系。他没有手机，家里也没电话。今天，他仍称“一辈子感激阿姨，是她在最困难的时候帮了我”。

　　段父有些愤愤不平，“我的娃不是个不懂报恩的人。他知心疼父母，但从来也没给我们写过信。”段东仁学习特别刻苦，这让他们再苦也有盼头，“不是报恩是啥？”

　　“可能是我们的情感表达方式与城里人不一样。”段东仁说。他回忆起去年跳的集体舞，也许正能让资助的女企业家们感到欣慰——当时，台下的家长与资助者，许多双眼睛泪光闪动。但对这群贫困的孩子，则是尴尬、自卑，甚至屈辱。

　　在樊城某石灰厂一座简陋的工棚房中，湖北中医学院学生方圆的妈妈至今仍记得《感恩的心》的歌词。8月26日，当着记者的面，她重又哼起时，泪流满面，“宋总(捐助方圆的企业家)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方圆有些恼怒地打断了母亲的话。他告诉记者，除了学费，没其他困难，自己能克服。

　　提及这段感恩舞蹈，就读南京某大学的汪志鹏(化名)的母亲两眼发红。“娃子知道自己获得资助时，抱着我说，‘妈，这下咱家有救了！’可到参加捐赠仪式那天，他却说不想去了。”

　　市总工会女工部部长周华玲也注意到汪志鹏的变化。在仪式前的见面会上，周华玲特地点名让他起来自我介绍。汪志鹏挪了两步，又猛地坐了下去，在人们的注视下，男孩眼泪直流。

　　“娃的裤子穿得太久，裤裆炸线了。”母亲望了望儿子，轻声说，“见面会完后，他扑到我身上说：妈，当穷人实在太蹩了！”

　　“我们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会议厅、这么多时髦的阿姨、这么多的领导。”辽宁大学的龙威回忆。见面会当天，总工会领导要求大家介绍自己的家庭和学业情况。主动起来发言的同学不多，两个发言者之间的间隔时间有3~5分钟，越到最后，沉默时间越长。“好几个同学说着说着哭了，一名女生当场放弃了资助。”

　　“他们的心，脆弱敏感得像玻璃。”周华玲说，“猛地一撞，碎片一地。”

　　“尊严要靠实力挣回”

　　8月27日，段东仁通过媒体，拿到了资助者的联系方式。男孩犹豫了一下午，最终仍没按完这11个数字。他告诉记者，去年的捐赠仪式上，阿姨把装着1000元的信封递给他，问候了几句，便离去了。这项一对一交流的环节，总共不过两分钟。

　　尽管觉得尴尬，且不知说什么好，段还是打算第二天给阿姨一个电话，说声谢谢。这个被他称为“半个社会”的大学校园，开阔了他的视野，还将扭转他的人生。此前，他所生活的世界，再大不过连接村庄与小镇的那座无扶杆的索桥。

　　“感恩门”事件后，有媒体向段东仁索要阿姨给他的回信，被他拒绝了。“我不想以此证明我给阿姨写过信，懂得感恩。更不想因此伤害到阿姨。”段告诉记者，他去年刚到校，手摔伤骨折。他花了一个下午，歪歪斜斜地写满了三页信纸，向资助他的阿姨汇报学习和生活情况。一个月后，阿姨回信让他“多喝骨头汤”。段一直保存着这封来信。但此后，他没有再写信给对方。

　　段东仁不想再去琢磨，自己是不是与阿姨联系少了，显得不懂事。在他看来，农村娃的感恩方式，就是“努力活出名堂来”。他竞选当上了校科技创新协会副部长，还是学校新建的展厅的解说员，接待校内外前来参观的学生、家长和领导。

　　就读核工程与核技术专业的段东仁梦想成为一名核工程师，操纵渺小的粒子，释放出巨大的能量。而他的另一个愿望与大多受助学生一样，将曾经受过的捐赠回报社会。“我要换回我的尊严。”他说。(据《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