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资助如何感恩民调凸显公众矛盾

　　本报记者 方奕晗 实习生 张光杰

　　民声

　　“当慈善被理解为一种施爱与回报时，慈善事业真正的魅力就消退为一道投入产出算术题。慈善不是一次金钱的简单付出，更不该是施善者寻找自我成就感的通道。”

　　世事难料。

　　原本是几位女企业家的爱心救助，到头来却因为“感恩”二字，演变成一场是非难断的道德官司。日前有报道称，湖北省襄樊市的几名贫困大学生被取消受助资格，原因是他们“受助一年多来，没有主动给资助者打过一次电话、写过一封信，更没有一句感谢的话”。

　　上周，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和腾讯网新闻中心联合实施的一项调查（1467人参与）显示，对于这一事件，公众的态度立场各异：53.9％的受访者赞同资助者的做法，认为“如果换了我，也会这么做”，30.3％的人对此表示“理解，但不赞同”，而另外15.8％的人则明确表示企业家的行为“不合适”。

　　 九成人认为“要求受助者有所反馈是合理的”

　　捐助，并得到受助者相应的反馈，这是大多数网友普遍认同的逻辑。

　　从本次调查得到的几个数字中不难看出，大多数公众在评价这一被媒体称为“感恩门”的事件时，有意无意地站在了企业家一方：81.3％的人认为“受助者应该对资助方有所反馈，比如打打电话，发发短信，或者写一封信”；67.8％的人觉得“如果自己资助了别人，而又长时间得不到任何反馈，肯定会影响继续资助的热情”；90.9％的人认为“资助者要求被资助者有所反馈是合理的”。

　　“如果接受资助的学生连句谢谢都不说，那还怎么指望他们能在将来回报社会呢？”许多网友留言认为，对资助方表示感谢，是一个人应该具备的道德底线。“打个电话、发条短信，或者写封信表达自己的谢意，原本就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并不会占用很多时间和精力。”在北京实习的小张说。

　　“即便是再有钱的人，也没有义务‘必须’资助一个人。”北京市民张先生甚至担心，如果受助学生长期不给予回馈，必将打击资助者的热情，“有多少人会希望自己的付出石沉大海，连个气泡也不冒一个呢？换成是我，肯定也会取消对那5名贫困生的资助。”

　　让企业家们感到委屈和气愤的是，她们并不指望贫困学生将来对自己“涌泉相报”，相反，她们的要求很简单，一封信，一个电话，甚至一个短信。可是，从媒体报道来看，这样并不苛刻的愿望也未得到满足。

　　说起这种滋味，家住重庆市潼南县的刘女士用了“失落”二字。从去年开始，刘女士资助了当地一名贫困生上学，但受助者却一直不和她联系。偶尔主动打电话去学校问问，却从来没有找到过这名学生。对此刘女士觉得很失望，她犹豫着，到底还要不要继续资助下去？“我没有想要他将来拿多少钱来报答我，但是我希望可以和他进行交流，把我当成朋友，对我诉苦，和我分享快乐与进步。”

　　某报记者在他的博客中提到了自己亲身经历的一件郁闷事：“一个没钱读书的女学生，在接受帮助之前，‘记者哥哥、记者哥哥’叫得甜死人。后来经我们的报道，被一个董事长收为干女儿，大学毕业之后赴美国留学并成为‘海归’回国。有一天，我与她在街上相遇，她远远看见我，沉吟了片刻，居然埋头小跑了过去……”

　　本报调查发现，43.6％的人认同“我们的社会缺乏感恩意识”的说法，34.6％的人觉得“现在很多人不知道感恩”。但同时83.9％的人认为，自己并不缺乏感恩之心。

　　 “你没法想象，一句‘谢谢’有多难”

　　“说一句‘谢谢’，就有那么难吗？”几天来，各大新闻网站上关于这一事件的留言中，不乏这样的质问。

　　“平心而论，我们这些能有机会坐在电脑前拿着鼠标在调查中投票的，就算不是企业家，至少也不会是上不起学的穷孩子——因此，我们没法想象，为什么一句简简单单的‘谢谢’对受助者来说这么难以说出口。”

　　一个署名为wanjwr的贫困生在自己的博客中写下了这样的文字：减免学杂费的通知贴在了宣传栏内，宣告贫困生的经济压力基本解除。然而，与此同时，贫困生们却一个个都暴露出来了，仿佛动物园里的奇珍异兽，任人评头论足。作为榜上有名者，虽然我的脸上没有“贫困生”几个字，但每次经过宣传栏，我的心都会怦怦直跳，不由自主地加快了脚步，就好像那宣传栏里有一个吃人的妖怪，只要我稍一停留，它便会伸出几只手来，把我撕得粉碎！

　　去年7月，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公布的《中国贫困高考生调查报告》显示，73.5％的贫困学生都存在程度不等的自卑状况。在北京高校中，60％的贫困生对自己的经济状况感到“羞愧难当”；22.5％的贫困生感到很自卑，不愿意让别人知道自己的处境。报告称，多数贫困生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他们抗拒师生善意的同情，在人际关系上趋于封闭，不愿积极主动地与人交往。

　　最新一期《南方周末》引用了襄樊一名被资助大学生的回忆，重现去年8月中旬那场“一对一”资助见面仪式：“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会议厅、这么多时髦的阿姨、这么多领导。”见面会当天，总工会领导要求大家介绍自己的家庭和学业情况，主动起来发言的同学不多，两个发言者之间的间隔时间有3~5分钟，越到最后，沉默时间越长。“好几个同学说着说着就哭了，一名女生当场放弃了资助。”当天，受助大学生被要求上台和跳舞——配曲是《感恩的心》。

　　一位网友留言说，企业家从帮助穷学生上学的行为中得到了成就感和责任感；贫困学生从帮助中得到了“食粮”，同时感受到了温暖，这本来是一种双赢。企业家们可以要求查询这笔捐助款有没有到达贫困大学生手里，但是要求受助学生写信、打电话、汇报学习成绩、说谢谢，甚至当面唱《感恩的心》，这与古人所说的“嗟来之食”又有何不同呢？尤其对贫困生来说，生活造就了他们极度的自卑，而压力与伤害又造就了他们极度的敏感与自尊。

　　调查同时显示，64.7％的受访者认为，最好的感恩方式是“爱心传递，帮助其他需要帮助的人”，而认同“写信、打电话等感谢帮助过自己的人”和“自己挣钱后回报资助者”的，分别只占25.1％和10.2％。

　　33.4％的受访者明确表态：慈善不应该让受助者付出任何人格与尊严的成本。

　　 慈善是两个平等的人对爱心与友谊的确认

　　如果分别站在捐助者和受助者的立场上来看，他们各自的行为在各自的逻辑中都是顺理成章无可非议的。可一旦我们把二者放在同一语境下，类似“感恩门”这样的“糊涂官司”就在所难免了。

　　记者注意到，尽管九成受访者认同“资助者要求被资助者有所反馈是合理的”的说法，但其中56.3％的人同时表示自己“会这么希望，但不会强求”。“资助别人是你自己的选择，别人对此做出什么反应是别人的事，你不能因资助而强迫别人做你认为该做的事。”天津市民李先生认为，受助者不言谢、不感恩固然不对，但主动要求受助方的回馈，似乎有点儿说不过去，“有些过分了”。

　　“资助一个贫困生的主要目标是为了他（她）有机会读书成才。”武汉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周运清认为，感恩固然重要，但因感恩问题取消资助，可能使贫困资助的价值取向走上歧途。

　　“当慈善被理解为一种施爱与回报时，慈善事业真正的魅力就消退为一道投入产出算术题。”有论者称，慈善不是一次金钱的简单付出，更不该是施善者寻找自我成就感的通道。

　　不求回报，并不意味着排斥沟通。调查中，44.8％的人认为，感情是需要互动与表达的。“慈善说白了是两个平等的人之间的互动，是对两个人之间爱心与友谊的确认。但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根深蒂固的观念，总将慈善视为高人一等的施恩。”一位参与调查者分析。

　　调查中，43.8％的人认为，现在的一些慈善有着太多的功利性甚至商业性。

　　学者熊培云认为，即便企业家有恩于学生，学生们的权利仍是完整的，他们的精神世界也没有沦陷。所以，从一开始，当女企业家因为捐赠而赋予学生写感谢信和汇报学习生活的义务时，无论是出于监督学习还是出于“行善炫耀”，从本质上说，都暗含了一种暴力，即使它是善意的。真正意义上的慈善应该是一种社会救济行为，不像“报恩文化”那样具有交换性；受恩者“报恩”并非指向原来的施恩者，而是指向全社会。

　　“正因为此，在国外的慈善活动中，通常都不提倡这种一对一的恩情救济，而是通过慈善组织来完成社会性的救助。”熊培云认为。

　　但本次调查显示，出于种种原因，67.7％的受访者更愿意进行“一对一的直接帮助”。“这样至少我可以知道，我的资助是真正用到了需要资助的人身上。”不少人这样解释道。

　　“更相信一对一的资助，却会一不小心陷入‘施恩－回报’的尴尬。这究竟是传统的尴尬，还是制度的尴尬？”调查中，有人这样表达了他的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