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牛班”的音乐回乡之旅

　　本报记者周楠 林环实习生 金霖萍 章晟

　　我希望，这是一次孩子们的寻根之旅，让从小随父母来沪、远离家乡多年的他们重新体验家乡，认识家乡，知道自己的根在哪儿。那么，无论身处何地，纵然历经繁华，他们的心，都依恋着自己的家。

　　———民工子弟合唱团“放牛班

　　的孩子”发起人张轶超

　　“放牛班的孩子”，是上海第一个民工子弟合唱团的名字。

　　从8月3日到8月14日，趁着暑假的功夫，“放牛班”的30多个孩子，在12名志愿者的带领下，走访了江西、安徽、江苏三省的农村，进行了一次特殊的“音乐回乡之旅”。

　　所经之地，都是合唱团成员们的家乡。孩子们一路走一路演，还一路对农村的现状进行了调查。所收获的，远远超出了“巡回演出”的简单范畴……

　　音乐，最热烈的掌声

　　坦白说，演出不算完美。

　　“条件太简陋了，因时间关系，我们的准备也不足。在安徽怀远，‘舞台’就是当地中学的操场，晚上快演出时我们才发现，压根没照明设备，黑漆漆一片。幸亏附近有个工地，我们把那儿的一盏200瓦电灯，绕过篮球架拉到操场上，花了两个多小时，才让一直等待着的老乡看上演出。”这次活动的组织者、合唱团的发起人和志愿者张轶超说。

　　简陋的舞台并不妨碍孩子们演出的受欢迎程度。“我觉得全村的人都来了。”合唱团成员、14岁的王强说得眉飞色舞，小眼睛眯成了一条线。“一次，我们找不到场地演出，就在村里的一条大马路上表演，来看的村民站满了一条街呢！”

　　张轶超告诉记者，每场演出都有一两百名村民观看，他们带着自家孩子，围成圈蹲坐在合唱队员周围，静静聆听歌声或演奏，遇到熟悉的旋律，还会和着节奏打拍子。节目结束，他们的鼓掌总是热烈而持久，“包括让他们等了两小时的那次”。

　　合唱《箫》、《唱得响亮》、《可爱的家》，电子琴独奏《浏阳河》，笛子独奏《茉莉花》，葫芦丝合奏《马兰花开》……孩子们的表演的确不错。成立了一年多的合唱团，一直有专业的合唱和器乐老师志愿指导，坚持每周训练，演出经验也堪称丰富，在上海的东方艺术中心、中福会少年宫、金茂大厦……都曾响起过“放牛班孩子”的歌声。他们的演出，在文艺生活缺乏的农村，既新鲜又富有吸引力。

　　但敏感的孩子们仍然能感受，老乡们的偏爱或许还有其他更重要的因素。合唱团成员唐洋扬回沪后写了这样一段感想，“当英文歌《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今夜你是否感受到爱）》旋律响起时，老乡们屏住呼吸静静等待，我想，他们不是想去听那一串串的abcd，而是被我们提交的成绩单所打动，为农村走出来的孩子能在上海受到这样的教育，变得这么有出息而感到欣慰和荣耀。如同每次我飞奔回家把满意的成绩单交到父母手里，他们眼里饱含的感情。”

　　老乡们的掌声和关怀，是这些孩子们在回乡之旅中收获的第一份礼物。

　　调查，最真实的家乡

　　“通过调查，我们了解到农村青少年有以下特征：不爱与父母沟通；留守儿童更成熟；相对较早地承担了家庭的责任……”

　　这是合唱团成员刘珂珂在《农村青少年与父母关系调查》中的结论。30多名合唱队员，分组写了十余篇调查报告，题目听起来都挺大：《农村合作医疗调查》、《农村水电资源利用调查》、《农村使用媒体情况调查》……

　　这群11岁到16岁孩子，至今对何为“调查报告”并不明晰，五年级的丰成芹对记者说：“你得管这叫‘总结’，不然我们听不懂的。”但在张轶超看来，调查才是这次音乐回乡之旅的重点。合唱团12天走访了5地。每到一地通常是下午，队员们先和当地的孩子联谊结对、游戏聊天，晚上演出，第二天起就由当地孩子领着“放牛班的孩子”去调查。

　　志愿者刘婧深刻体会到，调查对这群民工子弟的锻炼。在城市里，他们普遍比较内向、自卑。比如有个男孩叫王强，平时一说话就脸红，上台发言时会紧张得用笔在裤子上划，留下密密麻麻的印迹。调查中，刘婧“逼”着他主动问人，在他退缩时告诉他，“别怕，有事老师担着。”王强越来越有主见，在江苏的沛县做活动总结时，就像换了个人，思路清晰，回答问题理直气壮。

　　更重要的是，孩子们亲自走访和分析得来的报告，帮他们认识了更真实的家乡：

　　12岁的王雪蒙调查的是农村交通状况，她走访了20多户人家，对村镇附近公交站数量、等一趟班车的时间、车费以及拥有自行车、摩托车的家庭数量等作了详细记录，发现村民“通常骑自行车去田里干活，通常骑摩托车去赶集”，“上海的交通是很方便的，尽管有时会塞车，但农村会经常等不到车”。

　　3个男孩李灿、刘海东和武孝洒，负责考察当地农村环境，除了观察废弃电池回收情况，还留意到不少农户仍有把麦秆晒干烧成灰做肥料等不利环保的习惯。

　　14岁的陆霞妹所在组调查的是农村使用媒体情况。他们走访农户25家，结论为电视是农民的首选媒体，天气预报和电视剧最受欢迎，选择读报的家庭有1/4，听广播的家庭只有1/6，但网络的普及率却比预想的高，被调查的5个村每村都有1至4家网吧。

　　13岁的屠文建和同学合作完成了《农村土地调查》，“种庄稼每亩土地一年大约能赚500至800元，去掉化肥等费用赚不了多少钱；种棉花一年每亩能赚500元，但一年只能种一季，又难种；玉米虽然每亩一年只能赚200元，但它好种……”

　　碰撞，最直接的体验

　　自己是城里人还是农村人？喜欢城市还是家乡？

　　带队的志愿者清晰地感受到回乡之旅中孩子们遇到的碰撞。刘婧回忆，初到农村时，孩子们把“我是从上海来的”挂在嘴边，女生小唐看到一男生和农村孩子打架，不屑地说：“和这些农村孩子打什么呀？”志愿者宋海生说，去当地的厕所，结果有的队员夸张地大叫：脏死了，怎么上啊；有的孩子原本非常活跃，但跟当地小伙伴在一起时，就一直沉默……

　　说孩子们虚荣，恐怕失之偏颇。在城市生活久了的他们，确实有些不习惯农村。14岁的侯学琴是孩子们中离开农村时间最短的，但也有整整4年了。“这次回了板集村的奶奶家，街上的楼房多了，不过地还是泥巴地，又正好下过雨，我们都得脱鞋赤脚。”3岁半随父母来上海的王雪蒙，则对老家安徽霍丘毫无印象，她告诉记者回家的感受：“上海到处都是高楼，可那里基本都是平房、草房，有的人家地面坑坑洼洼，还有积水。心里很不好受。”

　　张轶超能够感受到孩子们在家乡同龄人前的优越感，同时也能感受他们身份认同的焦虑：总有村民问孩子们是不是上海人，孩子们说不是，村民们的态度就多少冷淡些。老师们告诉孩子：“你可以这样向当地人做自我介绍：‘我在上海上学，我的老家在……’那是一个最真实的你。”

　　12岁的黄艳告诉记者，农村的孩子衣服穿得土，没有城里孩子那么多花哨的颜色。可当记者问她城里小孩穿得有多花哨时，一直滔滔不绝的小姑娘沉默了一会儿说：“其实我来上海5年了，从没和上海小孩做过朋友，所以不大了解他们穿得有多好。”

　　在复旦读研究生的志愿者刘婧，家乡也是安徽农村，她理解这些身处城乡夹缝境地的民工子弟，也深信他们终能找到自己。以前，刘婧和同样来自安徽的队员李慧娟说家乡话，慧娟从不接口，但这次在安徽，慧娟大方地和当地小朋友说起了家乡话。

　　“我们跟他们是一样的，都是农村出来的孩子。我们在上海学到了很多农村孩子学不到的东西，见了很多世面，各方面都比他们懂得多一些。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同龄人之间的感情。”14岁的唐灿在回来后，郑重地在感受中写下：找回自己，学会感恩。

　　桥梁，最本真的愿望

　　“希望孩子们在城乡差异的撞击中，在家乡人民无条件的热情和信任中，找到今后生活的一种力量。”张轶超解释“音乐回乡之旅”的出发点时说。

　　“放牛班的孩子”，这名字来自于法国电影《放牛班的春天》，电影讲述的恰恰也是一个教师用音乐改变一群孩子人生的故事。但复旦哲学系毕业的张轶超，放弃高薪工作全身投入这个民工子弟合唱团，期望自己改变的，可不止一群孩子的命运，“希望这些孩子们不仅能改变自己，更能以一己之力，在城市与农村之间架一座桥，让城里人更关注农村，帮助那里的建设，帮助那里的孩子赢得成功的梦想。”

　　如果孩子们回乡，城市成长的收获，有可能让这些孩子很大程度地改变农村。16岁的丁佳怡说，她一直想当一名服装设计师，但这次农村考察回来，她改变了这个想法。“我现在的理想是回家乡开一个服装厂，为更多的人提供就业机会，这样乡亲们就不用到外地打工了，也不会有那么多留守儿童。”

　　如果孩子们留城，他们与农村也有着割不断的联系。生在上海的陆霞妹毫不犹豫地向记者表示，以后要留在上海。“老家江苏高邮只在小时候回去过一两次，没什么朋友在那里。”但她也肯定地表示，她愿意做个志愿者经常去老家给小朋友上课，“就像现在张老师对我们这样好。”

　　在这座城市里，还有很多“放牛班的孩子”。截至2006年末，外省市在上海就业的人数达到400万，占上海从业人员的三分之一。其中，85％以上是农民工，有近40万名学龄段的农民工同住子女在上海接受义务教育。

　　他们对生活抱着坚定的梦想，就像合唱团成员侯学琴说的那样：“我的家，在一个从农村来打工的人聚居的地方。住在那里的人们知道，通过努力，好的日子会离他们越来越近。”

　　志愿者刘婧说，“这些孩子现在可能还很懵懂，不能理解那么多事。我希望他们以后无论在哪里，都能更积极自信地面对生活，这是他们去帮助或改变别人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