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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０年人民检察史的影像叙事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9月07日00:25 正义网－检察日报
70年的曲折，当然并非382幅照片、107件实物所能承载，然而，影像叙事的魅力，正在于以定格的方式，还原并置身真实的背景下，触摸世事变迁的纹路。 江西兴国县苏维埃工农检察部旧址 穿越历史的空间到达现世，是影像叙事的理想。9月5日，人民检察史正式开展。最高人民检察院西楼，“人民检察史”以图片为主、实物为辅的室内展览，正是一种典型的影像叙事的方式。为了将70年的重大事件呈现出来，一群充满激情和认真的人用了两年多的时间。 1932年的举报箱 一个举报箱。举报箱为木质结构，宽约30公分，厚度15公分，顶部是一斜面，其顶部、正面、左侧和右侧均用毛笔书写了举报规定，字迹清晰可见。这是一个仿制品。据资料记载，原品在江西省兴国县革命纪念馆，虽经历了70多年的风雨，仍保存完好。仅将举报箱一侧的文字记录如下：“苏维埃政府机关和经济机关有违反苏维埃政纲政策及目前任务，离开工农利益发生贪污浪费官僚腐化或消极怠工的现象，苏维埃的公民无论何人都有权向控告局控告！” 人民检察和公民举报制度的建立，浓缩于这个今天看来非常简陋的举报箱上。 成立于1931年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的中央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是中央人民委员会下设的国家最高检察机关，控告局是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最重要的内设机构之一。1932年9月6日，中央苏区主流媒体《红色中华》报颁布了《中央工农检察部控告局的组织纲要》（以下简称《纲要》），《纲要》决定设立“控告箱”，专门受理工农群众对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检举揭发信件。
位于潋江书院内的兴国县苏维埃政府旧址，左下角为工农检察部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签署的任命书，任命罗荣桓为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
一九五四年九月二十七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张鼎丞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图为张鼎丞在一九五七年的人大会上作工作报告 中央工农检察部驻设在沙洲坝新茶亭西侧杨氏祠堂，一位名叫黄长娇的检察部调查员就住在杨氏祠堂上厅天井边的一个小厢房内。2005年，一位参加“赣南红土情”征文的作者这样描述黄长娇的这个小厢房：“地上很潮湿，光线很阴暗，一张旧神台桌子就是她的办公桌，一块门板铺上禾草加块草席就是她的床……她比男同志只多一个小圆镜，一个木梳子，其他物品就是一个干粮袋、一个布书包、一个斗笠、一个竹制水杯……”她经常来往于赣县、兴国、于都等地办案，有时一天要步行一百多里路。 她是中共中央苏区掀起第一次“廉政风暴”中的一个普通女性，一个执行者。 从1932年2月至1934年下半年，苏维埃中央政府曾专门发动了一场我党历史上第一次反贪污反浪费的斗争，先后在财政部、劳动部、土地部、中央总务厅、粮食调剂局、中央合作总社等单位查出贪污腐败分子70余人。 据史学家评论，在工农检察部的监督之下，苏维埃政府成为“空前的真正的廉洁政府”，而各级苏维埃工作人员，是历史上最廉洁奉公的政府官员。 “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着草鞋干革命，夜走山路访贫农。”这首当时广为传唱的兴国山歌，是那个艰辛时代民间心意的表达。这就不难理解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工农检察决议案的特别规定：工农检察部门代表工农和城市贫民的利益，有权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进行检查和监督。 刚刚恢复重建后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大门
1950年9月，最高人民检察署各分署印鉴
现存的陕甘宁边区部分检察文物 一份红头文件 从1968年到1978年，是一段空白。历史却从来不曾空白过，而且轰轰烈烈。 仅仅一份红头文件，让我们今天叙述这段人民检察的史实，只能有一句话——简洁而准确：1967年8月至1968年下半年，全国出现了“砸烂公、检、法”的恶潮，检察机关先后被撤销，检察工作被迫中断了十年。作为审判机关的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工作几乎陷入停顿。展览资料显示，1968年12月11日，高检院、高法院、内务部军代表、公安部领导小组联合向毛泽东、中央、中央文革写了《关于撤销高检院、内务部、内务办三个单位，公安部、高法院留下少数人的请求报告》，被批准执行。 人民检察的历史就这样被丢失，不可能再有丰富的文字。 然而，岁月有痕，一个行业的专业史可以有另外的观照方式，有时候空白反而沉重，十年的法律断裂史可以成为更深挖掘的课题。 茂林之下无丰草，同一时期，曾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整建制的撤销监狱、劳改单位，一大批正在服刑的犯人回到原住地、原单位接受群众的监督改造。之后，留在监、所的犯人和其他在押人员，也经历了一场监狱史上仅见的“把犯人当人看”的运动。而在之前，全国各地陆续撤销了劳动教养、少年管教。“把犯人当人看”是一种仅有的权利进步，但是对司法、执法机关的打压，使整个司法体制被根本性地颠覆。 彼时，政治要求就是法律条文。我们与理性的彼岸渐行渐远，理性的社会目标被肆无忌惮的狂热所污染。 狂热的理想被极端的利益所用，以致今天的人们所熟知的公正，在那种狂热中这个公正的堤坝轰然倒塌。同样垮塌的，还有试图超越法律与道德层面上的“理想国”梦幻。举一个例子就够了：1980年9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报告说，“文革”中全国经过“法律手续”错误判处的“反革命”案件共175000多个、184000余人，已全部得到了平反或改正。他说，“文革”中的所谓“反革命”案件，冤错比例一般占40％上下，有的地区高达60％至70％，数量之大，比例之多，后果之严重，为建国以来所仅有。 “运动”替代法治，结束了刚刚开始积累的法律经验和传统，不可掌控地酿成了一个国家的悲剧。 1978年初，第17次全国公安会议，完全肯定了文革前17年的公安工作。1978年末恢复检察院。1979年重建1959年撤销的司法部，同时撤销的监察部不久也重建了。1980年中央政法委成立…… 家园春秋 东交民巷，阜外大街，小南庄，北河沿…… “两高”最早的办公地集合于曾经的段祺瑞政府的法务楼，这栋今天看来很有文物价值，也称得上宏伟的楼宇已经荡然不存。最高人民检察院在阜外大街的办公楼址在两个月前已经被拆除，从照片上看，这是一个已经很破旧的楼房了，如果墙壁上有一个大大的圆圈，圆圈里有一个大大的“拆”字，我们不会觉得惊异。过去的北河沿大街，一张与民政部同用一个大门和大院的照片，两块各家的牌子各挂在两边。据参观者说，当年高检不得不另外开一个大门出行，没想到这竟成为机关当年的十大事件之一。 同任何一个史展一样，今天的影像资料和手段更加丰富，影像叙述的方式已经细节化，但对于背景理解所需要的透彻度和想像力同样重要。一部院史是一部检察史，一部检察史也是一部法治史。 70年人民检察史，浓缩了百年中国法治史的起承转合。百年中国法治史，既是传统封建法制的终结，又是走向现代化的开端。在这个历史进程中充满着矛盾与斗争、前进与倒退，但在迂回、曲折、跌宕起伏之中，最终迎来了震古烁今的巨变，显示了历史发展的必然。“救亡图存”的忧患意识曾经是我们撕碎制度和契约的动机，今天，同样的忧患意识让法律回归。通过改革法制达到富国强兵是近代和当代开明思想家的共同目标，从而揭示了法律的现代化与国家富强的内在关系。 置身于崭新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大楼看这栋大楼崭新的大幅照片，我们看到一个崭新的时代的到来，看到未来辉煌的图景，我们也依稀看到历史的记忆中，曾经远去的法治的背影，曾经远去的公民权利的背影…… 图片是一种定格，是一种完美也是一种缺陷。一张照片，就像一个“相遇之所”，身在其中的摄影者、被摄者、参观者，以及今天的使用者，对影像常有着彼此不同的关注点，他们组成了一个完整的故事情节，枝枝蔓蔓，无穷无尽，如果深入其中，读懂了它们，会让所有观者着迷。影像所具有的这种完美和缺陷其实正开启了叙事之道的另一扇大门。 你也去看看吧，在百平米展室里，每个人看到的有相同也有不同，相同和不同，都是一个话题，都是一种个性，都让人想起我们正在建造的大大小小的家园。（图片为本报资料） 龙平川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