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体制的困惑

　　跌宕人生

　　常梦飞

　　谁说人只是为自己活着？在很多时候，人其实是为自己的“观众”活着的……

　　北京的“桑拿天”来了，连蝉鸣声听起来也是瓮声瓮气的。中午时分，正是最闷热的时候，忽然传来敲门声。原来是妻姐。只见她热得满脸通红，汗水把衣服都湿透了，从她和姐夫住的地方到我们这里，要转两次车，花两个多小时的时间，这样糟糕的天气，她一路过来，肯定没少遭罪。她提着一个塑料袋，里面有她煮的茶鸡蛋，还有一包“稻香村”的小点心。

　　她如此不辞劳苦并略备薄礼，目的仅仅是为了让妻在她起草的一封“陈情信”上签一个名。这封“陈情信”，是写给她的家乡Z市的市委书记的。信写得措辞凄婉，陈述种种理由，希望市委书记能够允许把她和姐夫的退休关系从她们原来工作的企业“贮木场”移转到市教育局去。

　　这件事说来话长。贮木场原来是Z市最兴旺的一家大型国企，还有自己的子弟学校，妻姐和姐夫都在学校任教，姐夫还担任了校长。但和所有大型国企一样，进入90年代之后，贮木场也衰败了，一度到了连工资也发不出来的地步。恰在此时，我外甥在北京拿到博士学位，找到一个收入不菲的工作，妻姐便办了提前退休，姐夫办了停薪留职，双双来到北京陪儿子。

　　到北京之后不久，姐夫就凭着丰富的教学经验和扎实的功底，很快在一所私立学校找到了工作，收入远高于当校长时。这一飞跃式的变化，让他们两个在贮木场的老同事当中收获了许多羡慕的目光——当一条船要沉的时候，能够及时跳到另一条船上的人，当然是太幸运、太让人羡慕了。

　　去年春节，我和妻去Z市看岳母，无事的时候到贮木场闲逛，意外地听到这样一条消息：市里出台了新政策，子弟学校将移交给市教育局，教师的人事关系也将移交给市教育局。

　　回到北京后，妻便立刻将这条“重大新闻”通报了妻姐和姐夫，力劝他们赶紧回去赶这趟末班车，因为今后的退休工资将由国家财政来发，而不是由企业来发，不仅高出不少，也更有保障。不料他们两人竟大不以为然，认为自己现在在北京挣的工资已经很高了，不希罕增加的那几个钱，妻姐更以要参加社区的舞蹈比赛为由，拒绝了妻要她先回去看看的建议。

　　那么，他们为什么又忽然改变主意了呢？还是妻的一句话触动了他们：别看你们现在挣得多，将来万一生病了怎么办？医疗费可是一个无底洞啊！

　　妻姐在恍然大悟之后，急急忙忙地回了一趟Z市，这是她来到北京5年之后第一次回去。不回去不要紧，回去一看，她才意识到自己很可能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了——由于自己的过早“跳船”和后来的拖延，他们已经被排除在移交的名单之外，不仅退休收入将会少很多，而且也被甩在了“医保”安全网之外。妻姐心里堵得慌啊，于是在半年左右的时间里，她多次风尘仆仆地穿梭往返于北京和Z市之间，找了场长、教育局长、甚至市长，但都被人家用一句“你们不符合政策”(也确实不符合政策)不软不硬地挡了回来。看着她如此着急上火的样子，大家都开始为她担心，连当初极力主张他们“尽快把这事办了”的妻，也转回头劝她说：这件事其实并不重要，对大多数人来说，医保也无非是备而不用，提供一种安全感而已。

　　这些话她现在已经听不进去了。因为这件事情对于她来说，似乎已经渐渐失去了焦点，对实际利益的考量，已经让位于“咽不下这口气”的执著——谁说人只是为自己活着？在很多时候，人其实是为自己的“观众”活着的。她无休无止的劲头，最后终于让一直处于旁观状态的儿子也受不了了，在她动身返Z市之前，儿子下了最后通牒：如果这次办不成，以后还要再去，那就不要再回北京了。

　　“陈情信”是她的最后一招，妻认为这根本不会有什么作用，但她却抱有莫大的希望，而且认为签名的人越多越好，这就有前述的她冒着酷暑、汗流浃背地跑来征集签名的一幕。

　　妻姐已经回去好些天了，一直没有消息。本来对此事已经漠不关心的妻，终于也沉不住气了，打一个电话问进展如何。放下电话，她哭笑不得地对我说：人家信访办只用一句话就把妻姐打发了——“把信放在这儿吧，下一位！”

　　插图／张旭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