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民：中国红色金融鼻祖

　　毛泽民生于1896年4月3日，字咏莲，后改为润莲。在毛家三兄弟中，毛泽民在经营理家方面受父亲影响最深，随父亲学会了记账、珠算等技艺，在经营父亲得以发家的“买青苗”、“卖猪仔”中参悟理财之道。

　　1921年春，正在为建党奔走的毛泽东顺道回到了韶山。在2月5日母亲冥诞这天晚上，毛家的兄弟姐妹围坐在一起拉起了家常，毛泽东告诉家人，遭遇官绅盘剥、土匪洗劫等不幸不只是在我们一家发生的事，天下大多数人都这样，正所谓国乱民不得安生，所以我们要舍小家为大家，出去做一些有利于大多数人的工作。在毛泽东这番教导下，毛泽民做出了一生中最为重大的决定，跟随兄长离开家乡走上了革命道路。1922年冬天，毛泽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苏维埃财经先驱

　　1931年11月，第一次中华苏维埃代表大会正式开幕。会间决定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毛泽民担任行长。开始筹建国家银行工作时，毛泽民面临着统一财政，调整金融，加强苏区经济建设，保障红军作战的艰巨任务。但他仅仅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国家银行便正式营业。

　　当时，中央苏区和其他苏区由于国民党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财经形势非常严峻。毛泽民上任后，一面研究领会“一苏大会”通过的《关于经济政策的决议案》，一面详细调查苏区财政金融状况。不久，他就将财政部库存的20万元现金、库房及管理人员全部接收过来，成立了国家银行金库。也正是依靠这20万元，苏维埃国家银行开始了艰难的起步。此后，在毛泽民的带领下，苏区逐步建立起了财政收入统归国家银行经理的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彻底改变了以往红军战利品和各地财政自收自支、财力分散的局面，中国革命斗争也有了更好的财政经济支持。

　　这时，毛泽民深感自己从前的财会经验不足以建立系统、完善的银行制度体系，在无法延请专家，也无先例可循的情况下，他另辟蹊径，要求银行工作人员深入红军各部，号召战士们在清理战利品时，将有关经济的表格、书籍、用具等一律收回，然后集中进行研究，并将规律综合归纳出来。仅用了几个月的时间，毛泽民就整理总结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暂行章程》、《国家银行往来存款暂行规则》、《暂行汇兑规则》等一系列规章制度，规范了国家银行的运营管理。

　　面对当时货币品种繁杂、行市差价不一和白区派遣特务套购根据地物资、侵扰苏区货币市场的混乱局面，毛泽民从发行统一货币入手，重建苏区货币金融体系。统一货币的前提就是尽快印刷出纸币，在去上海、香港影制钞版、购置印制材料未果之后，毛泽民决计自己动手造纸。没有造纸原料，他就号召大家捡些烂麻袋、破棉絮，上山砍毛竹、剥树皮，收集鞋底、绳头。作为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常常走在这支“捡破烂”队伍的最前头。捡回来的东西全部砸碎后在石灰池中浸泡，然后捣成纸浆用于造纸。

　　在大家的努力下，苏维埃国家银行在1932年7月7日印制出第一批纸币。1932年年底，中央造币厂成立，以缴获的银器、手饰、铜材等生产银元和铜元。经中央批准，规定以银元为本位币，纸币为银币券，1元银币券兑换1元银元，银币券为国币。有了统一的货币，毛泽民会同苏区财政部门宣布一切交易和纳税均按国币计算，白区纸币禁止流通，原苏区银行发行的货币按比例限期收回，不再使用。

　　到1932年年底，苏维埃国家银行印制、发行银币券65万元，在苏区顺利流通，一举清扫了昔日货币市场的混乱。时任中央政府副主席的项英称赞说“苏区财政金融的统一，是毛泽民同志的一大功劳”。

　　1933年，由于国民党加紧了经济封锁，使得苏区物资匮乏，物价上涨，纸币贬值；同时大量假币流入苏区，扰乱了金融市场，而各级苏维埃政府对国家银行纸币的宣传还不够，部分地区发生“挤兑”现象。毛泽民毅然决定从国家金库中拿出大批银元兑换，并采取措施提高国币的信誉，成功应对了此次“挤兑”风波，使苏维埃银行国币的优良信誉得以树立，成为苏区真正意义上的法币。

　　到1934年，毛泽民在不到3年的时间里，白手起家，建立健全了中央苏区的财政金融体制，繁荣了苏区经济，保障了军民供给，沟通了苏区与白区之间的贸易往来。在毛泽民的带领下，中国红色金融事业步上坦途。

　　 金融长征二万五

　　1934年10月，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实施战略转移，国家银行编入中央纵队第十五大队，随军长征。担任政委兼中央没收征集委员会副主任的毛泽民，率领警卫队伍挑着由黄金珠宝、苏区生产的银元和票子、印钞机等组成的160多担国家银行资财，踏上了漫漫长征路。

　　在长征路上毛泽民继续开展财政金融工作。1935年1月，中央红军进驻市面上只流通银元而不流通国家银行纸币的遵义。毛泽民与时任第十五大队大队长的曹根全商量，决定趁长征以来红军从未有过的10天休整之机，发行国家银行纸币，补充红军急需物资；做好货币回笼工作，不让人民受损，特在遵义新城商业中心区设立货币兑换处。当时遵义的食盐都来自四川自流井，路远且运输困难，一直为军阀、官僚、奸商所垄断，盐价昂贵。毛泽民将没收当地军阀王家烈的大批食盐以低价卖给民众，但规定只收国家银行发行的纸币。这样一来，当地民众卖出自己的物品获得纸币，再用纸币去购买珍贵而价廉的食盐，形成了一个货币流通的良性循环。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民出任工农民主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继续为革命操持财经工作。

　　天山又植“左公柳”

　　1937年冬，由于长期坚持艰苦斗争，毛泽民积劳成疾病情加重，党中央决定让他取道新疆去苏联治疗休养。1938年2月，毛泽民到达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市）时，遇中苏边界发生鼠疫，交通中断，暂住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此时，新疆边界督办、军阀盛世才为巩固其统治地位，打出“亲苏拥共”旗号，多次要求共产党从延安派干部去新疆工作，特别要派一名财经干部帮助整顿财经。党中央鉴于毛泽民正好就在迪化，遂决定让他留在新疆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化名周彬，出任财政厅副厅长（后为代厅长）。

　　当时的新疆，官僚地主横征暴敛，政治腐败，财政混乱，因滥发纸币欠外债合法币二千余万元，经济正处于崩溃的边缘。

　　毛泽民走马上任后，立即筹划整顿新疆的财政金融工作。他站在“发展本省经济，巩固抗战后方，运用游资，增加生产”的高度，确立了“发展经济，增加收入，开源节流，保证支出，量入为出，争取收支平衡”的财政工作方针，将政府专办的银行改为全疆14个民族、400多万民众的公有银行——新疆商业银行，从根本上结束了新疆金融的混乱局面。

　　针对新疆币制混乱，各种货币均以“两”为单位和发行纸币无度等状况，毛泽民决定实行币制改革，统一货币，废“两”改“元”，既保证了人民利益不受损失，也保持了币值稳定，促进了经济发展，并实现了新疆货币与美元在历史上的第一次挂钩。当时《新疆日报》载文《商界同胞拥护新纸币的宣言》盛赞新币的发行“是政府在经济建设上的一种伟大收获，是我们新疆经济史上空前统一币制的新纪元”。

　　毛泽民大力整顿财政金融，贷款支持农牧业、工业等生产发展，财政收入增长，市场活跃，物价稳定，人民生活有了初步改善，力挽新疆经济濒临崩溃的颓势，真可谓天山又植“左公柳”。1963年，赛福鼎回忆说:“当时的新疆，财政经济处于民穷财尽的绝境。为了迅速扭转这一情况，毛泽民以惊人的毅力带病工作，在短短的几年中，卓有成效地整顿了新疆的财经工作。”

　　光辉功绩照汗青

　　毛泽民的各项利民措施，与盛世才的既得利益有着颇深的矛盾。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国际形势变幻莫测，盛世才觉得苏共已不可靠，便改弦易辙投蒋反共了。他首先免去毛泽民的财政厅代厅长职务，让他改任民政厅厅长，并将其工作置于严密监视之下。毛泽民明知情况危殆，仍力争用有限的时间，在全省整顿和新建了16所救济院，收容孤寡残疾三四千人。他还推动实施新疆省区、村及城镇的民主改革，废除农官乡约制等，还权于民。

　　这进一步触怒了盛世才，他开始疯狂制造事端，原形毕露。有鉴于此，毛泽民建议我党在新疆主要负责同志和干部先行撤回，自己则留在最后。1942年9月16日，蒋介石对盛世才新疆省政府主席的委任状一颁发，盛世才的脸就变了。9月17日下午，盛世才派人来“请”毛泽民、陈潭秋等人去谈话。“请谈话”是盛世才逮捕人的惯用手法。毛泽民、陈潭秋他们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

　　自1922年起，毛泽民就为党为革命从事各种经济工作，他身处钱海，一尘不染、一丝不苟、一心一意为人民理好财。在出任国家银行行长之时，他白手起家，励精图治，被誉为心地清白、账目清楚、廉明清正的“三清财魁”，开辟了中国红色金融事业艰难而伟大的道路；在红军长征路上，他创造了国家银行在敌占区发行货币、回笼货币和率领国家银行长征二万五千里、边作战边筹粮筹款的世界金融史上绝无仅有的奇迹；在天山脚下，他大力整顿、废除苛税、发展生产，首创了在军阀统治下建政、理财、改革金融、造福人民的空前绝后的记录。毛泽民烈士的光辉功绩必将永照汗青。

　　摘自《当代金融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