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的若干个“最后一次”

　　周恩来生命的最后岁月是非常耐人寻味的。从1974年6月7日住院到1976年1月8日逝世，共做大小手术13次，平均40天左右要动一次手术。在这一年半中，重病在身的周总理约人谈话220人次。谈话时间最长时一次可达4小时20分钟。会见外宾65次，会见港澳人士3次，每次时间大都在1小时左右，最短的一次也有15分钟。开会32次，一次会最长可开3小时45分钟。去医院外看人5次。去长沙1次，时间5天。出席了建国25周年国庆招待会、四届人大会议及贺龙骨灰安放仪式……而看文字材料、批阅文件、看书等所用的时间只能靠挤，长短、次数更是无法统计。

　　1974年6月1日 最后一次离开中南海西花厅

　　1972年5月，周恩来在一次身体常规检查中发现患了癌症。长期的超负荷工作，“文化大革命”中数不清的磨难，使他心力交瘁，病情急剧恶化。虽然于1973年3月10日在北京玉泉山做了第一次膀胱镜检查和电灼术治疗，但病情并未好转，日趋恶化，以至血尿不止，有时还形成凝血块堵塞尿道内口，排尿相当困难，疼痛难耐。为此，1974年6月1日，周恩来不得不住院治疗。这是一个令人难忘的日子。

　　这天中午，周恩来到办公室整理了一会儿文件，嘱咐秘书带上他要看的书籍和待批的文件，并口授了“六月一日后对送批文件的处理意见”。然后，穿起中山装，披上藏青色大衣，缓步来到院子里。

　　周恩来站在等候的汽车旁迟迟不肯上车，对这个工作和生活了20余年的院落看了又看，凝望不语。是啊，他关心爱护的陈毅、陶铸和王进喜等同志都是他眼睁睁地看着被癌症夺去了生命的。很清楚自己病况的他知道自己何日能再回来吗？

　　临上汽车前，周恩来似乎又想起了什么。他走回自己的办公室，细细地环视着室内他所熟悉的每一件物品。驻足沉思了一会儿后，他再次步出屋子。

　　当天下午，载着76岁高龄的共和国总理的汽车驶出了中南海，开进位于北海公园西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三○五医院。在这里，周恩来度过了他生命中的最后岁月。

　　1974年12月26日 最后一次主持毛泽东生日宴

　　1974年12月26日上午，周恩来对身边随行工作人员说：“今天是毛主席的生日，晚上请大家吃顿饭，祝贺一下。”

　　身边工作人员都知道，周总理从来不为自己过生日，他也不提倡过生日。只有像宋庆龄、何香凝等一些知名人士过生日，他才会专程去祝贺。为党内领导人过生日就很少了。

　　看来，病中的周恩来像往常一样，考虑毛泽东等革命前辈和革命干部及老百姓的事情最多，且细致而周到心中唯独没有他自己。

　　身边工作人员进一步问了一句：“总理，都要请哪些人呢？”

　　周恩来说：“就是这栋楼内工作的同志，再请几位省里、军队里的负责人。”

　　晚上，周恩来和湖南省的几位领导同志同坐一桌，北京来的随员和湖南省的几位工作人员坐在另一桌。

　　二十几个人开始了庆祝毛泽东生日的晚宴。毛泽东主席虽然当时并不在场，但是，在座的都为毛主席的健康长寿频频举杯庆贺。

　　看到因病折磨而精神消减了许多的周总理，大家又纷纷不由自主地都走到总理身边，碰杯，诚挚祝愿总理能够早日康复。

　　席间，周恩来与大家谈笑风生，平易近人。总理因病不能喝酒，为表示心意，他要求身边工作人员代表他向各位同志敬酒，代替他向湖南的诸位略表谢意。

　　 1975年6月9日 最后一次参加追悼会

　　1975年6月9日，是贺龙元帅含冤逝世6周年的日子。这一天，中央军委等单位准备在北京八宝山举行一个小型的“贺龙同志骨灰安放仪式”。贺龙家属虽被通知参加仪式，但被要求对外保密，提出“不治丧，不致悼词，不献花圈，不报道，不宣传”。这是6月6日王洪文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决定的。

　　贺龙的长女贺捷生在6月7日分别写信给毛泽东和周恩来，表示对这种做法“百思而不可解”。周恩来看信后立刻给毛泽东写信说：“……始知纪念会召开，无悼词，不登报。”“今得贺捷生同志此信，特送上。如主席另有指示，当与政治局设法补救。”当天，毛泽东批复：“照总理意见办理。”周恩来托人转告贺捷生，要她顾全大局，一定参加她父亲的骨灰安放仪式。贺捷生表示：听总理的话。

　　6月9日下午，贺龙骨灰安放仪式在一片沉痛和肃穆的气氛中举行。接到毛泽东批示后，周恩来决定：重新布置会场，安放花圈，准备悼词，他自己亲自参加这个仪式。

　　当年出席仪式的徐向前回忆说：“总理是不顾人们的劝阻而抱病参加的。他签到时，显然是由于心情激动和身体虚弱，书写签到簿时手哆嗦得很厉害。我问他：‘你病成这个样子，怎么还来了？’总理尽力抑制着自己的感情，沉痛地说：‘这个会，我不能不来啊！’在场的同志谁都可以感觉到总理心中感情的分量，谁都不能不想得很多。总理在这个场合流露的感情，包含着对林彪、‘四人帮’倒行逆施造成严重后果的深深的愤慨。”

　　在去八宝山前，周恩来的心情一直难以平静。邓颖超觉察到后，打电话给贺龙夫人薛明说：“总理也许来。若来了，你们双方要控制些感情。”当在八宝山的休息室里见到薛明和她的子女时，周恩来再也无法抑制自己的感情了。

　　薛明后来对当时的情景仍记忆犹新：“六月九日下午四点，我和孩子们提前到了八宝山。在休息室里，好多老同志进来，一个一个和我握手。正在这个时候，我听见外面有人叫：‘薛明，薛明啊！’接着，门被推开了，总理走进来。我看他确实瘦了许多。我急忙迎上去说：‘我在这儿。’总理拉住我的手，又扶着我的肩头，声音颤抖地说：‘薛明，我没有保住贺龙啊！都六年了，老总的骨灰没能移到八宝山公墓，我很难过呀……’他说着哭出声音来了。我说：‘总理，你不要太难过了……’我替他抹去流下的泪水。他拉着我的手直哆嗦：‘薛明，我没想到，我没想到啊！’这时，我女儿（晓明）看到情况不好，怕总理太受刺激了，就劝道：‘周伯伯，你自己要保重身体啊！’总理听了抬起头，缓缓地说：‘晓明啊，我的时间也不长了！……’这个时候，我终于控制不住了，在场所有的人也都忍不住了，一屋子的人全都‘呜呜’地哭起来。”

　　伴随着低回的哀乐，周恩来走进贺龙同志骨灰安放仪式会场，在贺龙遗像前深深地鞠了7个躬。之后，他代表党中央致悼词，他说：“贺龙同志是一个好同志。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几十年来为党、为人民的革命事业曾做出重大的贡献”，“贺龙同志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老同志、老战友，是我党、我军的重大损失”……

　　 1975年9月7日 最后一次接见外宾

　　1975年6月以后，周恩来由于癌症的折磨，身体极度消瘦，体重竟减少到30.5公斤。进入9月份后病情更是急转直下，癌细胞继续扩散，免疫力严重下降。鉴于这种危险病况，医疗组不得不取消他的所有外事接待活动和室外散步。

　　9月7日，周恩来不顾病情的严重恶化和医护人员的一再劝阻，坚持会见了伊利耶·维尔德茨率领的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这是周恩来生前的最后一次外事活动。

　　当与外宾谈到自己的病情时，周恩来坦然、肯定地告诉客人说：“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这没有什么，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法则。”

　　接着，周恩来充满信心地说道：“我现在病中，已经不能再工作了，邓小平同志将接替我主持国务院工作。邓小平同志很有才能，你们可以完全相信，邓小平同志将会继续执行中国党和政府的内外方针。”

　　整个会见只有短短的15分钟。

　　10多年后，当维尔德茨说起这次会见时，深情地称会见“是在一个非常特殊的情况下、也是在一个令人难以忘记的情况下进行的”，“是非常热烈和激动人心的”。

　　 1975年9月20日 最后一次在文件上签字

　　1975年9月20日，病危的周恩来不得不再次接受住院后的第4次大手术。

　　周恩来清楚，施行这次手术的结果很难预测。在进入手术室前，他要工作人员找来自己于1972年6月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作的《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所谓〈伍豪事件〉问题》的报告录音记录稿，用很长时间仔细看了一遍，然后，用颤抖的手签上名字，并注明签字的环境和时间：“于进入手术室（前），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日”。这是周恩来生前所作的最后的一次签字。

　　进入手术室时，周恩来竭力大声地说了一句久埋在心里的话：“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以表明自己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受“四人帮”诬蔑时的严正态度。在场的邓颖超要汪东兴将此情况报告毛泽东。

　　1976年1月7日 生前最后一次谈话

　　1976年1月5日凌晨，医务人员为生命垂危的周恩来做最后一次手术。随后，接到周恩来病危通知的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国务院负责人等陆续来到医院。

　　1月7日，周恩来的病情继续恶化，气息已变得十分微弱，长时间处于昏迷状态。医疗组成员、护理人员等昼夜守护在病房，随时准备抢救。

　　深夜11时，弥留中的周恩来从昏迷中苏醒。他微睁双眼，认出守在他身边的吴阶平大夫，用微弱的声音说道：“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你们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那里更需要你们……”这是周恩来留下的最后一句话。为国为民竭诚尽力地操劳奉献了一生的周总理，在垂危之际依然只想到他人！

　　1月8日上午9时57分，享誉中外的世纪伟人、中国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与世长辞。

　　摘编自《党史文汇》 孟红/文